2026年9月调研报告汇编（52篇）

 

目录

 

2.把脉问需服务精准山东莒南农商银行聚力支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23

3.北京西城“十五五”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28

4.差异服务赋能生态农业日盛河北围场农商银行扎实推动“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开花结果44

5.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48

6.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传家宝调查研究57

7.调查研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61

8.锻强柔科技做优价值链关于湖南抢抓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机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65

9.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73

10.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探索基于“国家安全长城行”宣讲调研活动的思考85

11.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92

12.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98

1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持续释放消费潜能问题研究以济南市为例102

14.共同富裕视域下甘肃生态移民新村产业富民调查思考110

15.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实践探索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考察122

16.关于新时代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现状及对策的调研报告135

17.广东利用外资新特征与高水平开放新探索145

18.何以安徽157

19.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探索179

20.基层高效能治理：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的实践探索与挑战185

21.激活创新“一池春水”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观察和思考193

22.集团企业资金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203

23.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及对策研究211

24.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21

25.聚焦融资服务贴近企业经营江苏涟水农商银行多举措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质效233

26.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的实践探索以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为例237

27.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政策引领与地方实践探索247

28.民办高校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60

29.评改一篇调查报告267

30.如何持续烧旺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金川县二普鲁村40余年开展党员思想体检情况调研278

31.陕西城乡融合发展调研报告288

32.陕西省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研究300

33.谁上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的四大样本综合调研分析309

34.深耕基层立法联系点积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327

35.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旅强省333

36.释放风腐同查同治综合效能339

37.数智赋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342

38.四川消费新场景发展情况调研报告346

39.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探索以武汉市为例352

40.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区特色农业发展问题研究以烟台市为例369

41.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383

42.新时代背景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探索以交建公司为例402

43.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的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406

44.新型能源体系调查：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的深刻变革414

45.邢台市林下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426

46.医院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433

47.以“五改四好”为主攻方向探索超大城市高质量更新创新实施路径关于武汉市城市更新工作经验做法的调研报告442

48.以法治引领以服务聚力新时代国有企业工会履职提质的实践探索451

49.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绿色转型456

50.着力提升基层工会经审规范化水平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城建工会联合会的调研报告460

51.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现状及突出问题研究基于对全国15383名教师的调查467

52.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481

 

“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思考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持续加大，“过紧日子”成为财政工作的常态化要求。本文从节流、开源、改革、控险、保障五个维度，剖析财政过紧日子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要求，结合地方财政的创新实践案例，探索财政过紧日子与提升财政治理效能、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为“十五五”时期统筹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过紧日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预算改革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绩效管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把握历史方位和发展大势，全面擘画“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对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持续影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需求扩大的矛盾日益凸显，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在此背景下，坚持财政过紧日子，并非简单压减支出，而是通过科学的财政管理、深刻的财税改革、高效的资源配置，实现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集约高效”，推动财政工作从“规模导向”向“绩效导向”转变，从“分散配置”向“统筹整合”转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谋划”转变。

研究“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实践路径，既是应对当前财政收支矛盾的现实需要，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内在要求，更是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通过探索财政过紧日子的有效模式，能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资源，防范化解财政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让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一、“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现实基础与面临的挑战

（一）现实基础：财政过紧日子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自提出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以来，我国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探索实践，在节流、开源、改革、控险、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十五五”时期持续推进财政过紧日子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持续提升，现代预算制度不断健全。2025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持续优化，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科学技术等重点领域支出分别增长9.2%、5.9%、9.1%，而一般性支出得到有效压减。同时，零基预算改革持续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推进，财政资金统筹整合能力显著提升，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进一步完善，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剔除特殊转移支付后实际增长7.8%，有效弥补了基层财力缺口。

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结合自身财情实际，探索出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过紧日子模式。例如，甘肃省以科学管理为抓手，通过制度建设、精细管理、盘活资产三大举措，推动过紧日子常态化，2025年省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预算支出下降8.7%，项目资金审减率达到32.04%，并搭建全省统一的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实现闲置资产的跨部门、跨级次、跨地区优化配置；江苏省盐城市、陕西省、山东省等地通过建立“三保”优先安排机制、存量资金盘活机制、财政资金动态监控机制，牢牢兜住基层“三保”底线，有效缓解基层收支矛盾。

这些实践探索不仅积累了财政过紧日子的宝贵经验，更形成了“制度先行、精细管理、绩效导向、统筹整合”的工作思路，为“十五五”时期深化财政过紧日子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二）面临挑战：“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现实困境

1.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收入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扩大并存。2025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0.3%，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2%，而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债务化解等刚性支出需求持续扩大，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地方财政发展不均衡，部分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较弱，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较高，基层财政运行压力较大。

2.支出固化格局尚未完全打破，资金配置效率有待提升。部分地区仍存在“基数+增长”的预算编制模式，支出结构固化、资金使用碎片化问题突出，一些低效无效支出未能及时清理，而重点领域资金保障仍存在短板。同时，部分财政资金存在“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的现象，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的挂钩机制不够刚性，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3.存量资产盘活难度较大，财源培育内生动力不足。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模较大，但部分资产处于闲置、低效使用状态，资产盘活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不够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资产调剂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同时，部分地区财源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缓慢，新兴产业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财源培育的内生动力不足。

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需警惕，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尽管我国出台了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部分地区隐性债务化解压力较大，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尚未完成，债务化解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有待提升。同时，部分地区存在重投资、轻回报的现象，政府投资项目收益水平较低，进一步加大财政可持续性的压力。

5.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监督体系不够完善。部分地区财政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高，支出标准体系不够健全，预算执行的动态监控能力较弱。同时，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督、审计监督的协同联动机制不够完善，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提升，对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有待加大。

二、“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建议

（一）精准节流：严控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节流是财政过紧日子的基础举措，核心是坚持“能省则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精准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实现“压一般、保重点、兜底线”的支出结构优化目标。

1.从严压减一般性支出，建立常态化压减机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一般性支出，坚决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清理规范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财政补贴政策。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一般性支出压减目标，如丽水市2025年一般性支出压减20%，甘肃省省级一般性预算支出下降8.7%，并将压减要求纳入预算编制刚性约束。同时，严控机关运行成本，从细微末节入手，推进机关用水、用电、办公耗材等方面的节约，如甘肃省财政厅通过推进机关用电进入电力交易市场，平均每度电价格减少0.118元，切实降低机关运行成本。

2.强化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按照“保基本、保重点、保战略”的原则，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力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培育、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等领域倾斜。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兜牢基层“三保”底线，2025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直达资金规模增加到2.8万亿元，重点用于民生保障和基层运转。强化科技投入，2025年中央本级科技经费支出3981.19亿元、较上年增长10%，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同时，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财政支持，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3.严格项目审核把关，遏制预算高估冒算。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审核问题突出，一些低效无效支出未能及时清理，而重点领域资金保障仍存在短板。同时，部分财政资金存在“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的现象，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的挂钩机制不够刚性，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3.存量资产盘活难度较大，财源培育内生动力不足。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模较大，但部分资产处于闲置、低效使用状态，资产盘活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不够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资产调剂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同时，部分地区财源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缓慢，新兴产业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财源培育的内生动力不足。

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需警惕，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尽管我国出台了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部分地区隐性债务化解压力较大，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尚未完成，债务化解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有待提升。同时，部分地区存在重投资、轻回报的现象，政府投资项目收益水平较低，进一步加大财政可持续性的压力。

5.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监督体系不够完善。部分地区财政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高，支出标准体系不够健全，预算执行的动态监控能力较弱。同时，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督、审计监督的协同联动机制不够完善，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提升，对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有待加大。

三、“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建议

（一）精准节流：严控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节流是财政过紧日子的基础举措，核心是坚持“能省则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精准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实现“压一般、保重点、兜底线”的支出结构优化目标。

1.从严压减一般性支出，建立常态化压减机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一般性支出，坚决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清理规范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财政补贴政策。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一般性支出压减目标，如丽水市2025年一般性支出压减20%，甘肃省省级一般性预算支出下降8.7%，并将压减要求纳入预算编制刚性约束。同时，严控机关运行成本，从细微末节入手，推进机关用水、用电、办公耗材等方面的节约，如甘肃省财政厅通过推进机关用电进入电力交易市场，平均每度电价格减少0.118元，切实降低机关运行成本。

2.强化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按照“保基本、保重点、保战略”的原则，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力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培育、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等领域倾斜。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兜牢基层“三保”底线，2025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直达资金规模增加到2.8万亿元，重点用于民生保障和基层运转。强化科技投入，2025年中央本级科技经费支出3981.19亿元、较上年增长10%，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同时，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财政支持，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3.严格项目审核把关，遏制预算高估冒算。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审核把关，建设类、维修改造类项目必须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未经批准的一律不予安排预算。严格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和预算评审，坚决遏制预算申报中高估冒算、搭车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例如，甘肃省2025年开展38个省级项目评审，资金审减率达到32.04%，有效节约财政资金。同时，建立项目动态调整机制，对实施效果不佳、不符合实际需求的项目及时调整或取消，收回财政资金统筹用于重点项目。

（二）多元开源：培育内生财源，盘活存量资源

开源是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举措，核心是坚持“生财有道、聚财有方”，在不增加市场主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培育内生财源、盘活存量资产、创新融资工具等方式，拓宽财力渠道，增强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

1.培育新质财源，增强财政收入内生动力。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可持续的财源体系。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高端产业发展。2025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税收收入分别实现大幅增长，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增长点。同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的良性循环。加强财税协同，强化税收征管，提升税收征管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确保税收应收尽收，同时坚决杜绝过头税费，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2.盘活存量资产，释放资产使用效益。紧盯国有资产、财政存量资金等“沉睡资源”，建立常态化盘活机制，让存量资源“活起来、用起来”。搭建全省统一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打破跨部门、跨级次、跨地区的资产调剂壁垒，实现闲置资产的无偿划拨、调剂使用。例如，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将闲置教学楼调剂给兰州大学用于科研项目，避免重复投资，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建立财政存量资金清理机制，对当年未下达的专项资金、部门实户存量资金等及时清理收回，统筹用于“三保”、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如陕西省通过清理存量资金，收回资金统筹用于基层民生保障。同时，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模式，通过出租、出借、处置等方式，增加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2025年上半年，全国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长4.8%，成为非税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3.创新融资工具，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综合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府投资基金等融资工具，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6万亿元。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管理，聚焦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的重点领域，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同时鼓励专项债与市场化融资有机结合，放大资金撬动效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通过“拨改投”“奖补改股权”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例如，山东省创新实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变“死钱”为“活钱”，增加资金有效供给。

（三）深化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改革是财政过紧日子的根本动力，核心是坚持“破立并举、提质增效”，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抓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打破支出固化格局，提升财

政资金配置效率和财政治理效能。

1.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破除基数固化格局。摒弃“基数+增长”的传统预算编制模式，全面推行以“破基数、强统筹、优管理、讲绩效”为核心的零基预算改革。例如，浙江省丽水市推进“职责、政策、项目”三个零基，重塑预算编制路径。以“职责零基”厘清政府保障边界和事权支出责任，明确财政资金的保障范围；以“政策零基”梳理现有财政政策，整合用途对象相近的政策，取消低效无效政策；以“项目零基”构建预算分级保障机制，将预算项目按轻重缓急分为“三保”、刚性、要事、履职及其他五大类，实行“红、黄、绿”三级动态保障。同时，建立零基预算改革的长效机制，将零基预算编制要求纳入财政管理制度，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2.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实现“一笔钱办多件事”。加强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财政资源统筹，打破资金使用的碎片化壁垒，提高财政资金的统筹整合能力。统筹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优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基层财政的统筹使用权限。统筹各类专项资金，整合方向相同、用途相近的专项资金，建立“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模式，赋予地方更多的资金使用自主权。统筹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政府债券等资源，实现各类财政资源的协同发力。

3.完善支出标准体系，推进财政管理精细化。

以推进财政管理精细化为目标，加快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支出标准体系，让财政资金使用有章可循。梯次推进资产配置、宣传视频制作、信息化项目等重点领域的支出标准制定，明确支出范围、标准和核算方法，形成“分析降本—标准固效—迭代优化”的良性循环。同时，将支出标准作为预算编制、项目审核、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强化支出标准的刚性约束，杜绝超标准、无标准支出，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各级财政分配关系。结合地方实际，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上移部分事权，缓解基层财政“小马拉大车”的压力。健全地方财政收入划分体系，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的财力保障能力。完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将转移支付资金与地方财政管理水平、绩效评价结果、财源培育成效等挂钩，引导地方财政提升管理效能。

5.深化中期财政预算改革，提升预算编制与

“十五五”规划的紧密度。全面分析“十五五”规划的总体、阶段、细分目标要求，编制“十五五”（中期）财政预算，改变以往编制三年中期财政预算的做法，每五年编制一次五年财政预算，并与国家五年规划相匹配，做到提前介入调研、事前绩效评估、引入专家学者论证、科学精细编制五年财政预算。同时，提升五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法律刚性和工作严肃性。一是将其编入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纳入人大审核流程。二是坚决摒弃以往编制三年财政预算的“重编制轻执行”“科学性、严谨性、精细化程度低下”“与年度预算、国家五年规划不匹配”的预算编制做法，紧密结合国家五年规划目标要求，强化五年财政预算与年度预算的有效衔接，构建科学、严谨、精细、完善的中期财政规划体系，将五年财政预算的目标任务细化到每一年。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充分考虑五年财政预算的中期规划要求，确保年度预算的收支安排、项目推进与五年规划的阶段性目标一致。建立中期财政预算调整机制，适时根据政策调整或项目变化等因素影响调整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预算。

（四）从严控险：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筑牢财政安全防线

控险是财政过紧日子的重要保障，核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兜牢基层财政运行底线，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1.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各项要求，坚持“开前门、堵后门”，分类施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加大对高风险地区的化债支持力度，通过盘活国有资产、争取中央化债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逐步化解存量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格禁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变相举债，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债务风险评估，确保项目投资与财政承受能力相匹配。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和债务风险。

2.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将基层“三保”作为预算安排的重中之重，建立健全“三保”优先保障机制，确保“三保”资金足额安排、及时拨付。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资金直接下达至基层财政，确保资金第一时间用于“三保”支出，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剔除特殊转移支付后实际增长7.8%，直达资金规模增加到2.8万亿元，有效弥补了基层财力缺口。建立基层“三保”动态监测机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基层“三保”可用财力、预算执行、民生款项发放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基层财政运行中的风险隐患。同时，建立基层财政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对出现“三保”缺口的地区，通过上级财政调度资金、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予以兜底，确保基层政府正常运转。

3.强化财政运行风险防控，健全风险预警体系。建立健全财政运行风险预警体系，围绕财政收入增长、支出强度、债务规模、国库库款等核心指标，设置风险预警阈值，实现财政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管控，严格项目立项审核，对项目的投资收益、财政承受能力进行科学评估，避免盲目上项目造成财政资金浪费和债务风险。同时，强化财政资金运行风险防控，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的全流程进行动态监控，防范财政资金被挤占、挪用、截留等问题，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五）提质增效：强化绩效管理，健全监督体系

提质增效是财政过紧日子的最终目标，核心是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建立全流程、全方位、全覆盖的绩效管理体系和监督体系，确保财政资金花出效益、花出公平，更多地用在发展所需、民生所盼上。

1.建立全流程绩效管理体系，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将绩效管理贯穿于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监督的全过程，实现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深度融合。全面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对未开展绩效评估或评估结果为差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预算；加强预算执行中的绩效监控，对绩效目标偏离、实施效果不佳的项目，及时采取调整、暂停、取消等措施；严格开展项目事后绩效评价，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全面评估。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刚性运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资金分配、政策调整直接挂钩，对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的项目，优先安排预算；对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项目，核减或取消预算，真正实现“奖优罚劣、提质增效”。同时，推动绩效管理从项目绩效向政策绩效、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延伸，实现绩效管理全覆盖。

2.健全全方位财政监督体系，强化协同联动监督。构建“财会监督为主、其他监督为辅”的全方位财政监督体系，加强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的协同联动，形成监督合力。强化财会监督的主责主业，加大对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对挤占、挪用、截留、贪污财政资金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搭建财政监督大数据平台，实现对财政资金运行的智能化、精准化监督，提升监督效率和效果。

3.推进财政管理数字化转型，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为抓手，推进财政管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整合财政、税务、国库、部门单位等各类数据资源，构建统一的财政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为预算编制、资金分配、绩效管理、风险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资金使用中的问题和短板，为财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升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财政过紧日子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财政牵头、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制定财政过紧日子的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举措，加强对各部门、各地区的指导和督促；各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本部门、本单位的一般性支出，优化资金使用结构；各地区要结合自身财情实际，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过紧日子举措，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将财政过紧日子的工作成效纳入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二）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保障

坚持制度先行，加快完善财政过紧日子的各项制度体系，将过紧日子的要求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制定和修订财政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盘活、预算编制、绩效管理、债务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明确财政过紧日子的具体要求、操作流程、责任追究等内容，让财政过紧日子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确保制度刚性运行，杜绝制度空转、执行不力等问题。

（三）强化思想引领，树立节约理念

加强宣传引导和思想引领，引导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树立“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让过紧日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宣传财政过紧日子的重要意义、政策举措和实践成效，营造“人人讲节约、事事讲效益”的良好氛围。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提升财政干部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让财政干部熟练掌握预算编制、绩效管理、资金管理等专业知识，成为财政过紧日子的行家里手。同时，发挥党政机关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带动全社会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四）鼓励基层创新，总结推广经验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大胆探索财政过紧日子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建立基层创新试点机制，选择部分财政管理基础较好、财情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部门开展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加强对基层创新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及时将基层的好做法、好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和政策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把脉问需服务精准山东莒南农商银行聚力支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

 

9月1日上午11点30分，山东甲子山中草药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客远在公司院里，一边张罗工作人员为中药材种植户称重药材，一边热情地邀请大家到屋里坐。

攀谈中得知，2025年收购药材关键期，王客远的资金出现缺口，借助山东莒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南农商银行”）提供的80万元授信才缓解了资金不足压力。

王XX深有感触地说：“收购、粗加工中药材多年，之前没有在银行贷过款。我们从收购中药材到粗加工，最后销售到药厂，这一个周期需要9个月到1年时间，周期长对资金的需求较大，如果没有莒南农商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不仅会影响药材收购，还会影响到全年业务发展。”

立足本土，莒南农商银行紧扣地方经济发展脉搏，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项目，有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从中受益……

一、扶上马更要送一程

吕世凯是莒南县岭泉镇人，2010年大学毕业后返乡，经过半年多时间对市场的调研，最后将目光瞄向制钉业，并开启了自主创业之旅。

起步阶段，由于资金不足，吕世凯在山东省莒南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莒南农商银行前身）申请了10万元贷款，有了资金支持，产业逐步扩大。

2015年，吕世凯顺势成立莒南县金菊五金制钉厂，将小作坊生产升级为标准化生产，随着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莒南农商银行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将授信额度从10万元逐步提高到25万元、100多万元，现在授信提高到500万元，吕世凯成为当地制钉圈中的名人。

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莒南农商银行严格按照全省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部署要求，围绕省市县三级乡村振兴片区规划建设，分级对接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单位，有针对性地获取片区政策、产业、重点客群和项目等清单。

为此，莒南农商银行成立乡村振兴片区金融服务工作小组，董事长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部室总经理、各网点负责人为成员，统筹推进片区对接服务工作。

将获取的清单和自有清单梳理整合后，莒南农商银行进一步摸清了当地片区主导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结构、经营主体状况、资金需求特点以及行业发展趋势，根据对产业的分析研究，优化产品和服务，实行“一产一品一方案”，为全产业链提供存贷款、支付结算等综合化服务，深度融入产业发展链条。

同时，莒南农商银行借助智慧营销系统，建立乡村振兴片区专属服务网格，自动监测和动态管控工作进度，构建精准、高效片区金融服务机制，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金融保障作用，助力片区发展提质增效。

二、精准赋能种养产业

魏洁是岭泉镇淇岔河村村民，2018年开始养鸭，高峰期达到2万只，是当地有名的养鸭大户。谈到发展情况，魏洁打开话匣子：“起步阶段手头没有多少钱，于是到莒南农商银行申请了10万元贷款，这是第一笔贷款，也是养鸭的本钱。”

眼见这几年养鸭市场行情好，魏洁今年投入10万元新建一个养鸭棚。新大棚投入使用后，魏洁的养鸭规模将达到5万只，养殖规模逐步扩大，购买饲料的资金需求将大幅提高，莒南农商银行结合实际，将授信额度逐步提高到如今的40万元，支持魏洁将养鸭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与魏洁发展养殖不同，莒南县皇家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瞿世高，在涝坡镇东店头村种植黄金桃，现在种植规模为230亩。

瞿世高介绍，投入主要集中在支付流转土地费用和人工管理费上，2024年资金紧张，在莒南农商银行申请贷款210万元，一次授信3年，额度内循环使用，很方便。

针对辖内众多经营主体，莒南农商银行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结合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政策、产业、重点客群和项目等清单，分析经营主体生产发展融资需求，定期举办片区融资对接活动，以现场交流、座谈、签约等形式，扎实做好重点行业客群对接和数字化营销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时，莒南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客户经理驻村办公、网格化管理、流动金融服务队等优势，加大走访对接力度和频次，在走访中掌握实际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坚持“一户一策”“一企一策”，提高多维度、多元化、全方位服务经营主体的能力和水平，把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三、三级联动提质增效

地处莒南县涝坡镇的临沂天佳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通过招商引资到莒南的一家企业，公司主要从事橡胶制品和塑料制品制造、销售等。

临沂天佳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史高增介绍，按照公司发展规划今年扩大生产规模，但资金还有不小缺口，正为筹集资金发愁时，莒南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他们深入了解公司发展情况后，及时提供了400万元授信。

针对辖内中小微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莒南农商银行一方面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为重要抓手，扎实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金融直达基层加速跑”活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行业客户沟通协调，做好存量行业客户维护；另一方面，借助“沂蒙慧眼”“融沂贷”等系统和产品，依托已建立的22类2684个营销网格，进一步细化责任网格，构建起“一村一策、策中定人、人负其责”的营销服务体系，加大对空白业务领域行业客户对接力度，充分发挥宜贷则贷对接快、能贷尽贷效率高的优势，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全力做好服务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和发展工作。

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痛点和难点，莒南农商银行充分发挥“班子成员+部室负责人+营业机构负责人”三级联动的维护服务体系优势，结合获取的经营主体清单，深入推进客户分层分类和分岗管户营销服务，提供多元组合服务方案，满足中小微企业生产发展的融资需求。

放眼长远，莒南农商银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省市县三级乡村振兴片区规划建设，通过党建共建、异业联盟加强战略合作，配套“抵押+信用”、“第三方担保”综合授信等，提供信贷、代发、结算一体化服务，全力提升片区内经营主体融资获得感和满意度，有力有效地支持了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和发展。

 

 

北京西城“十五五”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财政可持续发展是当前财政改革进程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本课题阐述了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必要性，归纳总结了北京市西城区为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形成的“西城经验”，分析了“十五五”时期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推动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十五五”财政可持续财政收入质量零基预算改革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必要性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

1.狭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发展。在狭义视角下，财政可持续多指政府债务可持续，具体包含三种观点：一是从维持平衡的角度理解，即在未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并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债务就是可持续的。二是从筹资能力角度理解，认为只要政府能够举借到新的债务，则政府债务就是可持续的。三是从偿债能力的角度理解，认为只要政府能够在未来如期偿还债务，则政府债务就是可持续的。

2.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发展。在广义视角下，财政职能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仅从政府本身的债务判断财政是否可持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需考虑人口、经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政府能够在不做重大调整的情况下维持其现行政策，持续为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提供资金。具体可分为：偿还能力，指政府偿付债务的责任；服务能力，指政府能够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自给能力，指政府对自有资金的依赖程度和筹集收入的能力。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1.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必然需求。通过做实财源建设、压减不合理支出、建立债务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机制，财政可持续发展能有效遏制政府支出的无序扩张，削减债务压力和债务风险，避免财政风险向其他行业传导，有利于经济平稳运行。财政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障财政政策在中长期的连续性，增强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平滑经济波动，提升经济韧性，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2.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财政资金支出结构的优化，资金可优先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等领域，有利于改善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财政可持续性有利于拓展财政空间，防控债务风险，确保有充足的资金满足新兴产业的支出需求，助力高质量发展。

3.财政可持续发展是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财政可持续发展要求开源节流，是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在开源方面，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有助于增强财政管理的科学性，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持公共服务和满足社会管理的需求，能够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领域的关键性作用。在节流方面，识别低效无效支出，倒逼资金使用者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财政部门可通过中期财政规划、预算管理、支出评审、绩效评价等方式，对支出需求进行优先性排序，识别优先支出和低效无效支出，有利于盘活财政资金，削减“僵尸支出”，确保“把钱花在刀刃上”，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4.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精准高效配置财政资源的核心策略。在统筹财政资源方面，完善四本预算间的调入调出机制，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通过总体控制、分类优化、有保有压，能够实现存量财政资源的高效利用，为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在支出结构方面，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控低效无效支出等方式，能够将有限财力集中投向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由“撒胡椒面”转向“精准滴灌”，形成“四两拨千斤”的撬动效应，提升与财政政策的适配性，进而助力财政政策效能的有效发挥。

二、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实践经验

（一）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

依据财政可持续的理论内涵，本课题从狭义视角和广义视角两个维度测度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指数，分析其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1.狭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指数。狭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主要研究政府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在分析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问题时，需要从债务偿还、债务阈值和收支平衡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债务偿还指还本付息支出，由债务余额和利率两部分决定；债务阈值指债务与经济总量、综合财力等比值的临界值；收支平衡指还本付息支出对财政收支缺口可能带来的挑战。因此，本课题采用债务负担率、债务率、利息支出率和偿债率4个债务指标测算北京市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指数。债务负担率和债务率反映债务余额规模，利息支出率反映利息支出规模，偿债率反映当期的债务还本付息规模。

2020—2024年，西城区债务负担率和债务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债务负担率由2020年的0.0014%增长至2024年的1.25%，债务率由2020年的0.017%增长至2024年的16.56%，表明政府债务规模持续积累。利息支出率和偿债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且在2024年增长迅速，表明偿债压力快速攀升。综合来看，西城区的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且债务偿还压力上升，债务可持续性受到一定挑战（见表1）。考虑到西城区的债务率仍处于绿色区间（依据债务率高低，将其划分为“绿黄橙红”四个等级，绿色为债务风险较低的等级，红色为债务风险较高的等级。其中，债务率＜120%为绿色等级，120%≤债务率<200%为黄色等级，200%≤债务率<300%为橙色等级，债务率≥300%为红色等级），且偿债率低于2024年北京市各区平均水平14.38%，整体风险可控。

2.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指数。经济增速下滑、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各国各级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本课题从财政运行、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构建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指标体系，测度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指数（见表2）。

经测算，2020—2024年，西城区财政可持续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20年的75.04增长至2024年的79.10，仅在2022年有所降低（68.93），在2023年和2024年快速提升，至2024年升至89.93，表明西城区近五年的财政可持续能力持续优化（见表3）。具体来看，西城区财政可持续能力不断优化主要受到财政收入稳定性、财政支出合理性、财政管理规范性提升的影响。同时，受经济增速波动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二）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1.建章立制，构建“全方位”制度管理体系。西城区注重将制度建设与推动财政事业发展紧密融合，坚持夯实基础，创新理念，深化财政各项政策，为财政管理打造坚实基础，确保制度设计对实际工作的指引功能，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一是持续修订制度体系，确保指领作用。近年来，西城区出台或完善近30项制度办法，涵盖预算编制、投资评审、专项资金管理、财会监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等多个领域。二是强化预算标准体系，确保编制规范。西城区致力于推进预算编制的标准规范，不断完善预算定额标准体系。近年来累计制定公用经费、政法、教育、城市建设、社保等领域预算定额标准230余项，持续推进部门预算编制标准化、规范化。

2.科学谋划，落实“一揽子”京津冀协同发

展政策。西城区始终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大局视角，科学谋划财政预算工作应该支持什么、控制什么、规范什么、改革什么，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一是配合市级部门，推动落实科学合理、清晰明了、可操作性强的税收分享办法。支持构建产业转移引导机制，为产业转移提供资金支持，积极配合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推动京津冀地区在财税领域的“同分担”和“谋共赢”。二是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金融产业及投资、高新技术及科技园区、对口帮扶等方面，稳步推进与津冀地区战略合作。在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合作项目，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紧紧抓住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推进中心城区疏解提质，切实提高资源管理和使用效率。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央企分支机构落地，增强区域发展动能，缓解因央企疏解导致的市、区两级财政减收压力。

3.坚持开源，完善“多元化”财力保障机制。

一是锚定目标齐发力，构建财政组收新格局。设立财源建设专班，加强对财源建设中企业迁移预警信息、挽留方案、企业走访服务内容等统筹调度力度，创建以“四套班子”为龙头，以“产业部门、属地街道”为两翼的走访格局，将政策保障与精准服务相结合，持续提升“大走访”工作效能。强化财税部门责任担当，找准组收工作关键发力点，持续做好重点行业、重点税种、重点企业以及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构建以财源建设为根基、产业政策与服务为抓手、精准征收为保障的财政组收新格局。二是转变思路拓渠道，实现保障路径多元化。致力于打好政策组合拳，积极争取包括专项债、一般债、转移支付资金等上级资金支持。加大盘活沉淀资金力度，支持全区新增重点工作。设立西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优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以财政补贴撬动社会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赢格局。

4.注重节流，强化“有保有压”的资金统筹机制。一是把“政策关”，优化资金分配。对于市区明确有政策的事项，严格按照政策明确的范围和标准予以审核。对于新增事项，将机制和规则挺在前面，协调相关主管部门确定原则和项目审核把关机制，以点带面，规范同类项目预算管理模式。紧抓街道预算管理痛点、难点、堵点，从优化街道财力保障机制入手，科学划分确定街道财政预算财力构成、支出标准等。二是把“成本关”，挤出预算水分。严控行政成本，建立包含物业费、水电费等多项财政定额的支出标准体系，“三公”经费持续多年零增长。创新成本控制方式，对50万元以上的工程类项目开展投资评审，项目前期以预算评审控制总规模、后期通过结算评审控制实际投入。三是把“绩效关”，甄选优质项目。在预算编制阶段，所有预算项目均填报绩效目标表，选取200万元以上的新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不支持的不予安排预算。在预算执行阶段，对各部门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双监控”和“双评价”，督促成本控制和产出效益“双落实”。在决算阶段，将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和预算安排挂钩，对事后绩效评价成绩为差的，不再安排该项目预算。

5.强调绩效，打造“四全一多”预算绩效管理格局。一是在全方位格局方面，积极落实北京市财政局常态化区级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持续开展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政策）的绩效评价工作。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街道财政运行成本绩效评价工作，以点带面，推动同类事项、跨部门支出的成本绩效评价，从加强统筹、规范口径、统一标准、保障需求和规范管理等五方面助力街道优化预算管理。二是在全过程闭环方面，坚持预算编制阶段“核成本”，预算执行阶段“控成本”，决算阶段“考成本”。三是在全范围覆盖方面，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开展绩效评价，实现三本预算全覆盖的工作目标。四是在全成本控制方面，创新选取跨部门同类项目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对分项目繁杂、预算标准不易统一的项目开展成本构成的定量分析，厘清成本边界，归纳分项目成本，有效节约项目成本投入；压实预算单位主体责任，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的部门评价和单位自评工作。五是在多主体联动方面，构建财政部门组织协调、预算单位主责落实、区人大参与监督的绩效评价工作模式。

6.数字赋能，开展“多维度数字化”试点工作。

一是整合业务流程。将财政核心业务纳入一体化系统管理，确保业务系统相互连通，实现预算项目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二是整合数据资源。运用一体化平台系统，实时提供人员类、运行类等经费信息，通过强大的数据查询、报表生成等功能提供多维度的财政数据统计分析。三是赋能财政监管。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跟踪财政用户预算项目执行情况，对不符合支付要求或存在潜在风险的事项监控预警，规避潜在风险，规范项目管理。

三、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实现财政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不足

一是从本级财政收入看，“三本”预算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均面临挑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受核心税源影响较大，主体行业金融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大，增长放缓，加之房地产业收入处于下降区间，非税收入挖潜空间收窄，新增财源培育周期较长，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以上税收等因素综合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不确定性较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匮乏，作为成熟中心城区，区内基本无土地可供出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贡献乏力，区属国有企业多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因素影响，经营利润下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困难。二是从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看，转移支付资金规定具体用途居多，可灵活统筹用于缓解本区收支平衡压力的财力有限。用好用足债券资金存在难度，一般债券额度有限，专项债券受中心城区无土地上市影响，可发行空间不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方向与西城区资金投入领域不完全匹配，导致难以运用债券工具显著增加财力。

（二）保障财政支出刚性需求压力增大

西城区财政支出整体呈现“多领域、强刚性”的特征。在民生保障方面，近年来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刚性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教育学段需求的转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卫生等支出需求增加；在城市建设方面，西城区属于建成区，支持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建设仍需加大财政投入。在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方面，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之一，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力度只增不减，支持疏解非首都功能责无旁贷，努力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资金需求旺盛。在债务还本付息方面，西城区目前已进入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2024年西城区的债务还本付息额骤增至11.22亿元，偿债率由2020年的0.02%增加至2024年的2.47%，偿债压力增加，“十五五”时期债务还本付息金额将进一步增加，加剧财政紧平衡趋势。

（三）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任务艰巨

一是个别部门过紧日子思想尚未牢固树立，部分单位仍存在重支出、轻效益的倾向，运用绩效预算理念指导部门预算编制工作不到位，精打细算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基础尚不牢固，“基数＋增长”的预算编制思维尚未完全打破，部分领域支出标准仍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全面、动态调整不及时、部门间标准缺乏统一衔接等问题，给财政资金管控带来难度。三是资金资产资源统筹力度尚需加强，主要表现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等盘活周转效率不高，未形成有偿使用和市场化变现的长效机制，资源资产闲置、减值等情况时有发生。关联领域的资金投入协同性不强，存在支出分散等现象。四是预算绩效管理效果需要强化，预算单位的中长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与绩效管理有效衔接不够到位。成本绩效管理成效不够显著，不同领域成本管控方法有待分类创新，成本定额标准有待统一。五是财政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储备不足，分配下达不及时。预算刚性约束不强，预算调整追加过多。部分单位在资金使用、委托事项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不够规范、精细，财政监管效能有待加强，监管覆盖面与穿透力不足。

四、“十五五”时期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财政收入质量，拓宽财力保障渠道

1.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焕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统筹做好财源建设工作，稳抓“存量财源”和“潜在财源”，构建有梯度的财源体系。一是建立详细台账，明确本区域内的主体行业和重点企业。结合区域产业特征，创新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提升产业配套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落实各类服务机制和优惠措施，做到纡困惠企。加强重点企业分析评估及财源流失风险研判。二是“培育”和“监管”双管齐下，立足于本区域的空间特征、要素资源和产业结构，支持重点财源企业孵化新财源，如科技型企业等，从税收列支比例与补贴强度等方面，加大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激励链条，持续培育和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税基，为收入可持续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从各级政府层面来看，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本级财政收入与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债券资金。一是可审慎、适度地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税收管理权限，优化分配机制，有效扩大地方自主财力来源，激发地方收入征管积极性。二是贯彻共享发展原则，构建区域税收协调体系。建立区域税收利益共享过渡机制，以产业转移期限为标准，在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设置差异化的梯度税收利益分享机制，以缓解因产业疏解、转移导致的减收压力。三是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并逐项明确对应的支出责任，最大限度压缩事权交叉，杜绝权责错位现象。同时，对应事权责任，系统梳理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与占比，切实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统筹空间。

（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切实推动零基预算改革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为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供有力抓手。一是着力构建覆盖各类领域、各类项目的科学、统一、动态的支出标准，为预算决策提供客观、透明的依据。二是主动打破“基数+增长”的传统路径依赖，将预算分配与政府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绩效目标紧密衔接，编制年度和中期重点保障事项清单，明确列示年度和中期重点关注的领域和项目，为优先性排序提供依据，从源头上提高要素资源利用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加大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力度。一是聚焦当下，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实现年度财政平稳运行与区域社会稳定。二是着眼长远，通过严控一般性支出，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将财力用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领域，提升人力要素积累和经济增长动能，加大对高精尖领域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助力拓展财源增长空间。三是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发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有力支撑作用，不断培育壮大未来经济增长点，夯实财政可持续发展基础，实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提升财政管理水平，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1.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一是扩大预算绩效管理的覆盖面，推动绩效管理范围从项目支出向部门和单位整体支出、政策支出全面延伸，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等方面，综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的使用效果，将成本效益分析和物有所值评价作为重大支出项目的决策依据，并建立动态评价调整机制。二是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建立重大政策、项目全周期绩效运行监控机制，紧盯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按照项目进度和绩效情况实施预算调整，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项目暂缓或停止预算拨款，及时清理到期或绩效低下的政策；硬化绩效结果应用与公开机制，落实绩效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和预算安排“双挂钩”。三是推进绩效信息公开透明，主动向同级人大报告、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以公开促规范、以透明提效能。

2.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一是建立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科学预测财政收支趋势，合理安排年度收支计划。二是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财政制度对经济发展新形势、新特点、新政策的动态响应与适配机制，构建高效透明的制度更新优化传导机制，确保制度的时效性与执行力。三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务全周期管理，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借、用、管、还”闭环监管体系。在保障区域发展资金需求的同时，定期对债务规模、结构、偿还能力等进行分析评估，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隐患，确保政府债务率稳定在安全区间。四是加强资产管理，完善国有资产情况报告制度，构建基础数据库，摸清各类国有资源资产“家底”，切实减少漏报、错报等现象，加强国有资源资产的统筹管理，避免闲置浪费。五是提升财会监督效能，堵塞财政财务管理漏洞。加强对预算编制、执行、决算等环节的监督，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高效，筑牢财政可持续防线。

（四）动态完善指标体系，助力财政可持续发展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分析框架，综合考虑财政运行、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等因素构建指标分析框架。财政运行主要考虑财政运行状况是否稳健，关注财政收入稳定性、财政支出合理性、财政风险可控性和财政管理规范性；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经济增速可能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影响；人口结构主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影响。综合考虑各项指标对财政可持续的正向（负向）影响及影响程度，赋予其指标方向与指标权重，并据此计算总评分数。总评分数可用于衡量财政可持续性，并划分为财政可持续性较强（总评分数≥80分），财政可持续性适中（60≤总评分数＜80）和财政可持续性较弱（总评分数＜60）三个等级。

（五）推进数字财政建设，推动财税治理体系现代化

1.以数字建设提升业务效率。全面推进财政业务数字化、智能化，以技术赋能促进管理提质增效。一是在收入端，构建一体化运行监测分析平台，整合多部门数据，实现对主体税源、新兴财源的动态追踪和智能预测，提升收入分析的时效性与精准度。二是在支出端，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用，打通预算编制、执行、核算、决算的全流程线上闭环。三是在协同端，建立跨部门业务协同与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财政与税务、发改、国资、人社等部门系统的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确保基础数据同源一致，为政策制定、风险预警提供有力支撑。

2.以数字建设赋能财政监督。一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制度+技术”的监督框架。实现动态穿透监控，将大数据分析贯穿财政管理全流程，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的财政资金监控机制，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进行实时跟踪和智能预警，推动事后检查向事中干预和事前预防转变，大幅提升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效率，推动财政治理迈向科学化、精细化。二是推动监督信息共享与协同，搭建财政监督信息平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与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系统的数据对接与信息共享，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监督体系，提升监督合力。

 

 

差异服务赋能生态农业日盛河北围场农商银行扎实推动“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开花结果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隶属河北省承德市，位于河北省最北部，是典型的生态农业大县，是“中国马铃薯之乡”、全国商品牛基地县、全国闻名的无公害蔬菜基地。

根植本土的河北围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场农商银行”），依托当地资源禀赋，以“一池两新万企”行动为重要抓手，聚焦马铃薯、西红柿、中草药、肉牛肉羊四大主导产业，围绕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打造差异化金融服务，在围场这片沃土上书写着农村金融人独有的强农惠农的诗与远方。

一、“活水”浇灌致富菜

围场是全国闻名的无公害蔬菜基地，腰站镇、朝阳湾镇、朝阳地镇是蔬菜重点乡镇，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朝阳湾镇是当地西红柿主产区，朝阳湾镇三号村村民毛艳会是众多西红柿种植户中的一员。毛艳会介绍，规模化种植西红柿，搭建大棚、购买农资等的投入较大，起步阶段自有资金不足，在围场农商银行申请了10万元贷款。现在，他拥有20个西红柿种植大棚，授信额度提高到20万元，资金相对充足。

马铃薯产业是广发永乡的支柱产业，广发永乡车道沟村村民赵学林是众多马铃薯种植户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赵学林介绍，与围场农商银行建立信贷关系多年，一开始贷款15万元，用于支付土地流转费、人工费用和购买农资，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授信额度逐步提高到现在的160万元，授信三年，额度内随用随贷、循环使用，很方便。

结合蔬菜产业特点和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围场农商银行因地制宜推出“马铃薯贷”“西红柿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有效保障了蔬菜经营主体生产经营。

坚守定位，围场农商银行以“一池两新万企”专项行动为指引，以“一业一品”“一链一策”为核心，推动人员和金融资源下沉，破解经营主体缺抵押、融资贵、融资慢的痛点。

二、让药材变成“药财”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近年来围场坚持“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理念，稳步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孙久峰是棋盘山镇金水泉村村民，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棋盘山镇丰顺家庭农场负责人，种植药材多年，目前种植红景天400多亩、升麻200多亩、苍术20多亩。

孙久峰介绍，种植的几种中药材生长周期都比较长，在田间管理、人工、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支出比较大，特别是大规模种植，有充足的资金很关键。他多年前与围场农商银行建立信贷关系，贷款从最初的10多万元到几十万元，再到150万元，现在授信220万元，生产发展资金相对充足。

地处哈里哈镇八十三号村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松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当地一家有名的仿野生种植灵芝和深加工灵芝的企业。

去年，围场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一池两新万企”专项行动走访中得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松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和培育菌棒资金不足，第一时间上门对接，深入了解情况后给予700万元授信。今年7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松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扩大灵芝种植规模，围场农商银行结合其发展实际，增加了700万元贷款。

针对辖内中药材产业经营主体较多的实际，围场农商银行通过“金融服务专员+新‘双基’共建农村信用工程”模式，发挥全行33名金融服务专员深入33个乡镇驻乡包村的优势，深入推进与村级党组织互联互通工作，加强与中药材种植培育、粗加工、精深加工、销售等中药材产业各个环节经营主体对接，摸清生产发展金融需求，提供对应的金融服务。

三、“贷”动牛产业更牛气

围场是河北省畜牧业发展重点县，是全国商品牛基地县，全县肉牛产业根基深厚、链条完整、辐射带动能力强，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支柱产业。

董莹莹是棋盘山镇棋盘山村村民，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德利圆肉牛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董莹莹介绍，从事买卖牛行业20多年，每年农历五月到八月是买卖牛的旺季，也是资金集中使用期。之前因为资金紧张，在围场农商银行申请了20万元贷款，现在授信提高到500万元。有了资金支持，买卖牛的规模逐步扩大，高峰期存栏1000多头。

考虑到辖内从事肉牛产业的经营主体较多，围场农商银行推出“肉牛贷”，满足他们引种、饲料采购、牛舍扩建等方面的融资需求，其中个人信用贷款最高50万元、担保贷款可达500万元，随用随贷、循环授信。截至目前，围场农商银行已发放养殖类贷款3500余户，金额13.8亿元。

立足本土，围场农商银行紧紧围绕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1357”战略规划和“一池两新万企”行动部署，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聚焦蔬菜、中草药、牛羊等重点产业，统筹做好信贷投放、产品创新、网点服务、普惠宣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质效，扎实推动“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开花结果。

同时，围场农商银行加强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联系，构建协同惠农服务模式，进一步提高了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扩大了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为推动当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提供了更多农村金融力量。

 

 

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理论（如刘易斯模型）将城乡关系视为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单向要素输送过程，这会导致乡村地区发展滞后与“空心化”。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是对这一传统模式的超越，其经济学本质在于通过打破阻碍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重塑城乡之间的功能分工与价值循环，使城市与乡村从零和博弈转向“协同共生”。

文章选取南阳市镇平县马庄乡为研究对象，发现马庄乡通过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循环创造性结合了外部资本、技术、市场需求与内部特色资源（生态、文化、土地、劳动力等），探索出了一条以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一、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经济学逻辑

（一）生产要素的优化再配置与报酬递增

经济学理论指出，经济增长源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长期以来，我国乡村地区易陷入优质生产要素“净流出”的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马庄乡选择着力盘活本土区域生态、豫西南地委旧址、特色产业（烟叶、蔬菜、瓜果、中药材）等优质资源要素[1]，推动经济发展。

1）资本与技术的引入。马庄乡通过吸引城市资本投资供港蔬菜、中药材等现代农业项目引入了新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农业“小、散、弱”的现状，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形成了“千亩烟叶、千亩供港蔬菜、千亩瓜蒌、千亩林果”等多元产业发展格局。2）人力资本的激活与提升。马庄乡的“共富技校”和“庭院工坊”模式深度开发了乡村人力资源。技能培训可将普通劳动力转化为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这不仅可提升个体边际产出，也可吸引部分劳动力回流，有助于解决马庄乡人力资源的负外部性问题。3）产业融合与价值链的攀升。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融合能够催生新业态，并提升原有产业的价值链位势。马庄乡立足资源禀赋，采用“红色引领、绿色打底、特色赋能”的融合发展模式，整合规划红色文化（红）、生态农业（绿）、运河风光（蓝），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空间、业态、功能跨界融合，并推动农业生产（第一产业）、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与文旅服务（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了“1×2×3=6”的“第六产业”效应。例如，马庄乡将蔬菜基地转化为研学体验场地、将柳编工艺转化为文化旅游商品等，带动农业实现了从售卖初级产品向体验经济和品牌经济的价值链攀升。4）制度创新与成本降低。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合作行为。马庄乡将县委、县政府提出的专业镇、专业村、专业户“三专”建设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抓手，通过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提升乡村产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其成为承接城市要素、融入城市经济循环的有效载体。

（二）“三专建设”与产业集群效应

马庄乡提出的“专业乡—专业村—专业户”三级体系通过空间规划与政策调控构建了内部专业化分工、外部集群化竞争的产业生态，该模式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知识溢出与集体效率提升，从而显著增强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

1）专业乡统筹全局。马庄乡确立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为总体定位，依托中共豫西南地委机关旧址，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系统推进“红色文化+绿色产业”的产学研融合与农文旅协同发展路径。2）专业村夯实根基。当地锚定“一村一品”发展策略，根据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差异引导各村形成特色化专业分工。马庄村（旧址所在村）聚焦红色文旅与蔬菜种植；夹河李村、尤营村主导瓜蒌种植及初加工；白衣堂村着力促进蔬菜规模化生产；杨寨村专攻柳编工艺传承与创新，以上布局有效规避了同质化竞争，形成了内部差异化发展、外部协同竞争的良性格局。3）专业户孵化培育。当地重点扶持专业村内优势合作社及种植或养殖大户，强化示范引领。目前，马庄乡已形成供港蔬菜、烟叶、中药材、林果等“超万亩”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面积占全乡总面积的25％，并已经建成6个专业村、4个产业基地，引进培育了5家龙头企业，发展超1200户专业户，带动超3000人就业。

（三）“四个共富”实践与利益联结机制。

1）共富合作社联产带户。马庄乡共富合作社联产带户模式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明晰了产权，整合了分散农户的资源，以集体形式增强了马庄乡乡村产业的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合作社+农户”架构内部化了部分市场交易，降低了当地农户谈判、信息获取及履约的成本；“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机制构建了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激励结构，保障了发展成

果可惠及普通农户[2]。2）共富街坊包联帮扶增收机制。马庄乡依托共富街坊平台，联合旺川豆制品、亿达针织、多多牛养殖等致富带头人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例如，亿达针织外包部分手工袜编织工序并提供技能培训，为超60名留守妇女提供了灵活就业岗位，月均收入2500～3500元；多多牛养殖合作社采用“代养托管”模式与12户困难家庭签订帮扶协议，统一提供牛犊、饲料及技术服务，由农户负责饲养，出栏后按比例分红，实现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目前，该平台已带动30户家庭稳定增收，形成了共帮共富的新模式。3）共富技校技能提升路径。马庄乡利用乡镇闲置校舍和产业基地资源，联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及“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培训会创办了“共富技校”。该学校的培训聚焦农业技术与特色种养，包括蔬菜栽培、烟叶烘烤、柳编工艺以及林果修剪嫁接等实用技能，并采用“理论+实操”的方式将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通过精准指导和互动交流提升农户的技能水平，实现了“培训一人，致富一户”。截至2025年，共富技校已培育了高技能人才41人、技能人才84人。近年来，共富技校共开展了42场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超200人，带动种植超46.67hm2蔬菜，提升了20名柳编艺人的技能水平，增强了农民就业创业的能力。4）共富工坊就业兜底保障。马庄乡针对蔬菜种植、柳编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广“共富工坊”模式，在群众家中设立“庭院车间”，统一提供原料、技术、质量要求和订单回收服务。当地鼓励“庭院车间”重点吸纳留守妇女、弱劳动力等群体灵活参与，实现就近就业。例如，柳编工坊采取统一供料、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的模式，带动超30人实现了“居家就业”，人均日收益达80～100元；烟叶加工工坊季节性用工达100人，带动人均增收5000元，有效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难题。

二、马庄乡的探索是其理论逻辑的现实映照

1）在要素配置上，马庄乡成功将南水北调的“生态资本”和红色文化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可运营的经济资源，吸引了人流和资金流。2）在产业升级上，当地试图突破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低附加值环节，向加工和品牌营销两端延伸，如规划农产品加工园区、开发柳编文创产品[3]。3）在制度构建上，当地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信任资本和组织优势，降低了合作组织组建和运行的制度成本，增强了合作组织的稳定性和公信力。

三、马庄乡深化城乡融合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要素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与土地指标紧张的问题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与土地市场改革的不彻底性。当前，马庄乡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具体表现为缺乏精通文旅运营、品牌策划以及电商营销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空心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明显不足。同时，马庄乡土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文旅设施、加工仓储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所需的用地指标紧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关键改革的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导致项目落地存在阻碍，资源与要素的流动性障碍制约了帕累托改进。

（二）价值链“锁定”风险

产业链延伸不足表明马庄乡的产业升级面临“瓶颈”，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其根源在于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及品牌资本积累不足。当前，马庄乡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的局面虽有所改善，但核心竞争力依然不强，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农产品仍以初级形态或粗加工为主。例如，瓜蒌的药用价值开发、中药材的精深加工、柳编的现代设计与定制等高附加值环节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导致产业抗风险能力有限且利润空间不大。同时，科技与品牌赋能显著不足。马庄乡支撑产业发展的科技体系尚不健全，在品种改良、工艺创新、数字营销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待进一步降低

“四个共富”载体已初步建立，但其运行机制仍有待优化。当前，马庄乡不同合作社的治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合作社采用“大户主导”的治理模式，具体表现为章程制订不规范、财务透明度不足，未能充分保障普通社员知情权、参与权及分配权，蕴含潜在矛盾风险[4]。同时，利益联结机制的紧密性亟须提升。部分合作社中除保底收益外的按股分红机制未能有效落实，群众分享二次增值收益的比例及其稳定性均有待提升。上述治理不规范与利益联结松散等问题反映出马庄乡需通过构建更透明的治理结构、设计更完善的契约机制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运行效率。

四、政策建议

（一）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壁垒”

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通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通道。同时，应实施更积极的人才政策，通过“镇平人建设新镇平”“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等活动引导人才回流，提前谋划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形成。着眼未来，应关注内外环境变化，并主动应对，依据当地的长期战略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及目标[5]。例如，可实施“创客计划”，设立“乡贤回归”创业基金，提供“保姆式”服务，吸引在外青年、高校毕业生、专业技能人才返乡；深化“共富技校”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订单式培养本土实用人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争取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盘活闲置宅基地以及乡村闲置资产（校舍），用于发展民宿、文创空间和加工车间；探索“点状供地”模式，满足文旅项目弹性用地需求。

（二）强化创新与品牌赋能，推动价值链攀升

政府应引导与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协同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例如，应系统挖掘豫西南地委革命历史资源，构建具有高度感染力的核心红色文化IP以提升区域影响力；与中小学建立常态化研学合作机制，将该区域打造为区域性定点教育基地；针对年轻受众群体，依托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形式实施精准内容营销，可开发“红色艺术节”“田园康养周”等主题化文旅产品，并运用VR、AR技术实现红色历史场景数字化复原；构建“红绿交织”的融合型产品体系，有机衔接地委旧址参观与运河生态漫步、蔬菜采摘、柳编工艺体验等业态，形成“以红带绿、以绿促红”的协同发展机制；实施区域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双轮驱动战略，借助数字营销手段突破地域限制，全面提升品牌溢价能力。

（三）完善普惠性制度供给，降低交易成本

推动合作社规范化、法治化建设，推广标准化的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鼓励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小农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进一步降低其参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坚持产业与环境同步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系统化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不断推动水、电、路、气、网等设施建设，提升群众生活质量；营造吸引人才的优美环境及便利生活条件，增强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五、结束语

马庄乡的实践探索表明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优化重组、推动乡村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演进、确保增长成果普惠共享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有效的制度供给防范市场失灵的风险。马庄乡的经验对广大中部地区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传家宝调查研究

 

一直以来，我们党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善于运用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决策，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时刻，更要充分发扬调查研究之风。

一、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强调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深入掌握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本质，最终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和办法。这一方法贯穿于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研究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在完成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多次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具有重大意义的调研报告。在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开端之时，毛泽东历时两个多月，开展了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此后，他曾3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可以说，毛泽东是调查研究之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倡并践行调查研究。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他就曾在大街上摆桌子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四下基层”，深入人民群众。他也在《之江新语》的开篇中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以每年三分之一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工作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调查研究是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应有之义

践行实事求是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何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给出过答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做调查”。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才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找出问题所在，从而制订有效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如果脱离调查研究，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只能是片面的肤浅的。

做好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做调查研究需要精准地明确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是真问题，是切实存在的问题。瞄准的问题不够实际，会直接导致调查研究缺乏有效性。做调查研究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在调查研究的工作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方式方法，以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可靠。做调查研究需要严谨的研究处理。发现问题，不能回避问题或掩盖问题，也不能从主观出发去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去讨论、分析和解释。

三、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提高党性修养的实践方式

1941年8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领导干部不做调查研究，就会滑向唯心的道路。当前，有的领导干部不出办公室、不深入基层、不到群众间，认为调查研究无关紧要；有的领导干部当“甩手掌柜”，将“权力下放”，导致责任缺位；有的领导干部“身入”基层，却没有“心到”基层，搞表面功夫。这样的工作是无法取得实际成效的，更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领导才能直接影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调研，经常调研，深入人民群众，了解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发现问题需求，加强对工作的思考，以此更好地提高党性修养，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本领。

四、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

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马克思曾经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调查开始前，就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搞清楚调查什么、为什么调查、怎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也要务实，向人民群众掏真心、说真话、办实事、出实效。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问题、摸清情况，找到破解难题的路径和方法，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调查研究要树立系统思维。现实中，有许多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还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将问题看成独立的、单一的存在，看不到事物的整体性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导致采集信息不全面，解决矛盾不彻底。因此，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要养成自觉地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各项工作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调查研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政工干部若想提升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必须在调查研究上下足功夫。这要求我们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既要“钻进去”悟透原理，又要“跳出来”破解现实难题，在总结鲜活经验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面对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唯有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才能永葆其生机与活力。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完成党的各项工作的保证，是我们发展各项事业的“生命线”。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正确的决策源于对实际情况的透彻把握，而透彻把握的根基就在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实践充分证明，调查研究不仅是科学决策的“奠基石”，而且也是基层有效执行的“导航仪”，既是孕育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

政工干部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单位改革和发展的推动者。要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就必须掌握和运用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有助于广大政工干部及时准确地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有效化解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的工作氛围。

二、调查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我们通常所说的调查研究，是运用实地观察、问卷、访谈、文献分析、统计测量及网络调研等多种方法，系统收集客观资料，进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梳理发展脉络、探寻内在规律，并据此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的科学认知活动。调查研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调查，即通过调查收集有关资料，这是一种感性的认知活动；二是研究，即对事实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加工，实现认识由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的升华。

调查研究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科学性。它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关键环节。作为党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既是科学决策的根基所在，也是发展道路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尺。只有下足调研功夫，我们才能全面掌握实情、深刻洞察本质、准确把握规律，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第二，大众性。调研不是关起门来做文章，而是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群众工作，本身就带着“大众底色”。搞调研必须心里装着职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政工干部要发现职工生活工作上的难处，收集大家关于制度、发展、管理、福利等方面的真话、实话，同时总结推广职工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第三，实践性。调查研究天生带有“实践”基因，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规律。调研的“原料”来自实践的沃土，产出的结论和理论必须与“实地”相符，更要经得起现实的“反复敲打”，在实践中不断打磨、持续升华。

三、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形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事业单位干部和职工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思想空前活跃，反映矛盾众多。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掌握真实情况，把准职工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结合实际工作，现提出以下几种可行的方法。

（一）广泛调研

为全面掌握干部和职工在单位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动态，党委工作部门或人事部门可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组织职工开展茶话会，邀请各科室（部门）骨干人员参加。针对职工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同广大职工进行广泛、深入的座谈交流，充分发挥职工在单位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走访交流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经常深入一线部门，与职工深入交流，坚持眼睛向“下”看，主动贴近不同岗位的职工，通过拉家常、谈感想，引导职工畅所欲言、摆事实、道实情、说真话，全面了解掌握职工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矛盾。

要想扎实推进思想政治调研工作，就要高度重视调研评比，树立鲜明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带动作用。同时，要将调查研究成果纳入单位绩效考核中，推动调研工作常态化。单位要切实建立调研激励制度，推动思想政治调研工作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只要抓好调查研究，提升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有成效，进而赢得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经常性调研工作的格局自然形成。

 

 

锻强柔科技做优价值链关于湖南抢抓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机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

 

回望“十三五”“十四五”，硬科技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电子芯片、生物医药、海洋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硬核技术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国创造。

当历史车轮驶入“十五五”，柔科技的重要性则逐渐凸显——当“能不能造”的问题基本解决，“造得好不好、卖得值不值、流通顺不顺”的问题便成为主攻方向。柔科技，是指以产业互联网平台、数智供应链、工业软件、数字广告、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服务等为代表的高端服务型科技体系。如果说硬科技决定了产业“骨架”有多扎实，那么柔科技则决定了产业“血脉”有多通畅、“神经”有多灵敏。

从全球产业演变规律看，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和质量必然上升。发达国家与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普遍在30%以上，而湖南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为23.4%，与其仍有差距。环顾中部地区，安徽的先行探索值得学习借鉴：2026年7月，安徽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数智供应链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50家省级领军企业、15个省级平台、10个省级集群。2026年一季度，安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0.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湖南如何在硬科技“立骨”的基础上打通柔科技“经脉”，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聚焦这一议题，湖南日报、湖南省电子信息协会近期开展了调研。

一、现状：湖南柔科技发展的短板与探索

湖南在硬科技发展中交上亮眼答卷：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5.53万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9915.5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6.4%。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铁建重工、山河智能、星邦智能5家湘企跻身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工程机械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中车株机的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全球数十个国家；岳麓山实验室、湘江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加速布局。在产业微笑曲线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环节，湖南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硬科技的巨大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优势。审视产业微笑曲线的商贸流通环节，湖南正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利润最厚的流通交易端被省外平台掌控，对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造成阻碍。

最典型的案例是工程机械产业。湖南生产了全国最优质的工程机械，但据相关调研，全省工程机械产业相当比例的线上交易发生在非本省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上。而随着这些平台积累的交易数据越来越多，它们正在反向定义行业标准、掌握定价权、构建生态壁垒，湖南制造企业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另一个案例是高桥大市场。位于长沙雨花区的高桥大市场，曾是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超千亿元。然而，随着各垂类细分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崛起，它们以更高效的供需匹配、更透明的价格体系、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更智能的物流调度，逐步蚕食传统批发市场的份额。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垂类平台的总部大多不在湖南——当交易利用AI技术，快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订单流、资金流、数据流便随之迁移。

文化产业面临着类似情况。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集聚了4000多家文化科技企业，音视频装备制造产业规模达1600亿元，在8K芯片、AI眼镜、沉浸式舞台等领域拥有全国领先的技术储备，却尚未形成面向全国市场的流通交易平台。而上海的河姆渡音视频弱电装备产业互联网平台，从零起步仅用10年便做到平台年交易额超200亿元，成为全国音视频弱电装备流通领域的标杆。

当然，湖南也有较为成功的探索。比如，“零食很忙”从一家社区零食店起步，短短数年便成长为全国零食量贩赛道头部平台，门店突破数万家，年销售额近千亿元。其成功的本质不是开零食店，而是打造了一个零食垂类的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上游数百家食品工厂与下游数千家门店，大幅压缩了传统流通环节层层加价产生的中间成本。更关键的是，“零食很忙”的总部、结算中心、数据中心都留在了湖南，带动了湖南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

二、原因：湖南柔科技短板的深层诊断

湖南柔科技短板的形成，既有历史路径依赖的原因，也有政策认知和资源配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硬轻柔”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湖南的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高度偏向硬科技领域，对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平台型、数字型、交易型服务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产业引育中，制造工厂项目往往是“香饽饽”，而产业互联网平台、数智供应链企业等柔科技项目，因为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税收贡献不如制造业直观，往往得不到同等力度的政策支持。

第二，本土总部型平台培育不足。产业互联网平台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和头部效应——一旦某个垂类平台建立起壁垒，后来者很难追赶。湖南除了“零食很忙”等成功案例外，在工程机械、音视频装备、建材五金、生物医药、农产品流通、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领域，都缺乏有全国影响力的本土总部型平台。这造成湖南的部分优势产业成为省外平台的“发货仓”和“用户池”，而交易结算、数据沉淀、高端就业等核心收益外流。

第三，政策体系缺乏针对性。产业互联网平台具有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网络效应强、轻资产重数据等特点，不能套用一般性的移动互联网企业政策，更不能用制造业的政策逻辑来管理。湖南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省市级专项政策，平台企业在落户装修、总部认定、研发补贴、算力使用、人才公寓、产业优惠等方面缺乏精准支持。

第四，产业生态尚未形成。培育产业互联网平台，不能靠零散的政策补贴，也不能靠一两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需要系统构建产业生态——包括产业园区集聚、专项政策支持、产业基金投资、行业会议引流、算力数据底座支撑等多个要素协同。湖南虽然有一定产业基础，但尚未围绕产业互联网平台等柔科技形成协同合力，“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生态效应没有充分释放。

三、破局：以产业互联网平台为抓手，系统构建柔科技生态

面对“十五五”时期柔科技发展的时代浪潮，湖南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学习借鉴安徽等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把培育本土总部型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战略重点，加快构建柔科技生态系统。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协同发力：

第一，厚植“土壤”，提高战略站位，把发展柔科技纳入湖南“十五五”发展重点任务。建议湖南将“大力发展柔科技、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与硬科技创新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建议省市两级加强培育本土总部型产业互联网平台重点赛道，建立由相关领导牵头的产业互联网发展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发改、工信、商务、数据、金融、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推进，让平台企业在湖南的沃土中深扎根、壮筋骨。

第二，播洒“阳光”，出台专项政策，精准“滴灌”平台企业。建议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湖南省支持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若干政策》，聚焦平台企业的核心痛点给予支持：一是总部认定和落户支持，对本土总部型平台给予专项奖励和办公场地支持；二是研发投入和算力使用补贴；三是人才支持，将平台企业高端人才纳入省级高层次人才目录；四是首单交易和首年服务奖励；五是合规的税收优惠，对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参照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广施“雨露”，设立产业基金，以资本撬动产业发展。建议设立省级产业互联网发展专项基金，采取“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运行。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本土”原则进行，重点投资本土垂类产业互联网平台的早期和成长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关注湖南的产业互联网赛道。同时，设立“平台企业上市培育库”，推动一批优质平台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第四，涵养“空气”，建设总部基地、打造会议品牌，系统构建产业生态。建议在长沙市天心区或湘江新区规划建设湖南产业互联网总部基地，按照工程机械、音视频装备、食品零食、建材五金、生物医药、农产品流通等湖南优势垂直赛道分区布局。同时，建议每年固定举办中国（湖南）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并根据湖南优势产业举办垂直赛道峰会，把最前沿的行业认知、最先进的运营经验、最优质的资本、最有潜力的项目资源引入湖南。可借鉴山东举办“中国产业互联与数字经济大会”经验，以会聚势、以会促产，共同涵养出适宜平台企业生长的优质空气。

第五，选育“金种子”，聚焦优势赛道，实施“一业一平台”培育工程。建议湖南聚焦自身优势产业，精心选育本土平台企业的“良种”。工程机械赛道，支持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龙头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交易驱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升级；音视频装备赛道，支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企业打造面向全国的音视频装备交易服务平台和面向全球下一代媒体的空间计算+空间广告平台；食品零食赛道，支持“零食很忙”等头部平台继续做大做强；建材五金赛道，推动高桥大市场向数字化平台转型；农产品流通赛道，支持本土平台向餐饮食材等可标准化交易复制的赛道升级发展；生物医药赛道，培育医药流通和医疗器械交易平台；文化科技赛道，聚焦音视频素材交易、数字广告投放，培育全球性平台。每个赛道明确1至2家重点培育企业，给予“一企一策”精准支持，助力“良种”成长为“参天大树”。

迈入“十五五”，柔科技发展窗口期已经到来，上海、安徽等兄弟省市已先行探索，全国各地都在加速布局。湖南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有先行先试的成功案例、有世界计算大会这样的会议品牌、有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等创新载体，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柔科技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产业互联网平台等柔科技核心赛道，正是让湖南硬科技优势“活”起来的关键枢纽。建议全省将培育本土总部型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十五五”时期湖南柔科技发展的战略抓手，以专项政策、产业基金、总部基地、会议品牌、优势赛道培育等为着力点，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力争在3至5年内培育出一批总部扎根湖南、面向全国市场的产业互联网平台，让湖南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锻强柔科技、做优价值链，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一、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为新时代知识产权工作指明了核心方向[1]。知识产权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衡量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其保护力度直接关系到区域创新活力激发、产业结构升级、营商环境优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兼具特色农业、新能源、文旅资源、先进制造等多元产业优势。兰州百合、定西马铃薯、庆阳苹果、苦水玫瑰等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全国，酒泉风电基地、天水电子信息、兰州新区先进制造园区等产业载体逐步成型，为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截至2024年，全省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8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7件，较上年增加0.45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7件，地理标志商标178件，全年新核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290家；作品登记量突破11万件，同比增长84.6%，新增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116件[2]。知识产权对特色产业的赋能作用初步显现，例如定西马铃薯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实现产值突破200亿元，带动全市120万农户增收；酒泉风电产业相关专利布局达1200余件，支撑全省风电装机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5%[3]。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知识产权已成为甘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部署，甘肃省先后出台《甘肃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实施方案》《甘肃省“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4-5]，在司法、行政、仲裁、调解等多领域开展探索实践，初步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受地域条件限制、经济基础薄弱、人才储备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制约，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仍面临机制不健全、资源不均衡、人才短缺、企业主体作用不强等突出问题，协同保护的合力效应尚未充分释放，与创新驱动发展需求、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期待仍有差距。

基于此，本文以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实践为研究对象，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定位与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系统梳理协同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短板，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机制创新、资源优化、人才支撑、企业激活、司法行政协同的五位一体实现路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升级、助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取得的成效

（一）协同保护机制框架初步成型

甘肃省积极响应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部署，构建了由省知识产权局牵头，司法、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开展工作会商，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重大事项。先后出台《甘肃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实施方案》《甘肃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明确各部门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中的职责分工，为协同保护工作提供了政策遵循[4]，这一系统性制度构建，符合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总体路径[6]。同时，部分市州建立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搭建起政企对接、跨区域协作的基础平台。

（二）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成效显著

在行政保护方面，甘肃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铁拳”“蓝天”等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针对商标侵权、假冒专利、地理标志滥用等突出问题重拳出击，共处理专利侵权纠纷699件，查办商标违法案件326件、地理标志案件4件[2]，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近年来，全省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结案率稳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成效尤为突出，兰州百合、定西马铃薯、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实现了品质与价值双提升。

在司法保护方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及部分中基层法院已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或专门合议庭，推行案件繁简分流、在线诉讼、巡回审判等机制，知识产权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60天左右。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初步建立案件信息共享与移送机制，2024年，全省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2600余件，审结2500余件，结案率超过90%，维权效率显著提高。《2024年甘肃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上述机制改革有效提升了审判质效[7]。此外，省人民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加强民事、行政、刑事检察协同，推动形成司法保护合力。

（三）知识产权服务与产业融合初见成效

甘肃省立足产业优势，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以知识产权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保护促创新、创新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新能源领域，围绕光伏、风电等产业开展专利布局指导；在文旅领域，加强非遗文化、历史遗迹等知识产权保护与开发，助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此外，全省逐步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培育了一批知识产权代理、咨询、运营机构，为企业提供从专利申请到维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有效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成本。

（四）保护宣传氛围日益浓厚

甘肃省通过“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活动及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园区、进校园等系列宣传活动，联合多部门广泛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面向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万里行”“专精特新企业知识产权培训”等系列公益培训，提升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在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保护理念。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度和重视度显著提升，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良好氛围。

三、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遇到的问题

（一）协同保护机制不健全，部门联动效能低

一是统筹协调力度不足。当前，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主要依赖联席会议制度，缺乏常态化、实体化的协调机构，导致部门间沟通对接不及时，出现各自为战的现象。部分领域存在权责划分模糊的问题，遇到交叉性知识产权案件时，容易出现推诿扯皮或重复执法的情况。例如，2024年某电商平台销售假冒“兰州百合”地理标志产品案，涉及网络监管、市场监管、版权保护等多个部门，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案件移送流程耗时2个月，影响了执法效率。二是信息共享渠道不通畅。各部门之间尚未建成统一的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专利、商标、版权等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系统中，数据标准不统一、更新不同步，导致执法司法过程中难以快速获取完整信息，影响工作效率。例如，某企业涉及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机关在调查取证时需要查询该企业的专利注册信息、商标使用情况、过往侵权记录等，但由于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逐一申请查询，耗时费力。三是跨区域协同难度大。甘肃省地域辽阔，省内不同市州之间、与周边省份之间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合作较少，面对跨区域侵权案件时，调查取证、案件移送等工作衔接不畅。例如，某甘肃企业的商标在新疆被侵权，但由于两省之间缺乏商标侵权案件协查机制，调查取证极为不便，耗时耗力，维权成本也大幅增加。

（二）资源配置不均衡，基层保护力量薄弱

从地域分布来看，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资源主要集中在兰州、天水等中心城市，河西走廊、陇东南等偏远地区的保护资源严重匮乏，基层缺乏专业的执法队伍和维权服务机构，企业和权利人遇到侵权问题时，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从资源类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资源多集中在行政监管和司法审判环节，而在知识产权预警分析、风险防控、运营转化等前端服务领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企业创新发展的全周期需求。此外，省级财政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项投入虽有增长，但仍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维权需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这一问题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性，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资源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紧密关联[3]。

（三）专业人才短缺，队伍建设滞后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专业性极强，需要既懂法律知识又懂科研技术，还熟悉产业特点的复合型人才。甘肃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高端知识产权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现有从业人员多为行政管理人员或传统法律工作者，缺乏在专利代理、知识产权运营、跨境维权等领域的专业人才[8]。同时，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省内仅有少数高校开设知识产权本科或研究生课程，课程设置偏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需遵循其学科交叉的内在规律[9]，当前课程体系在法律、技术、管理的融合方面仍有不足，制约了复合型人才的产出，难以持续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输送新鲜血液。人才短缺导致部分复杂知识产权案件处理不精准，知识产权服务质量难以提升。

（四）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足，自主保护能力弱

甘肃省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生产轻创新、重申请轻运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很多企业没有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缺乏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在面临侵权纠纷时，往往因证据不足、应对不及时而遭受损失。此外，企业在知识产权布局与运用方面也较为被动。许多企业专利申请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发明专利占比低，核心技术与关键产品领域的专利布局不足。这背后反映出企业创新质量与知识产权战略意识的薄弱，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关键因素[10]。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渠道狭窄，专利闲置现象较为普遍。此外，企业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海外布局、合规管理等认知不足，制约了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五）司法与行政保护衔接不紧密

虽然甘肃省在司法与行政保护方面均有推进，但两者之间的衔接机制仍不完善。一方面，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案件移送标准、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部分案件在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之间出现衔接断层，影响案件办理效果。另一方面，缺乏常态化的案件会商和信息通报机制，行政机关的执法信息未能及时同步至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审判指导意见也未能有效反馈至行政部门，难以形成保护合力。

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力量的实现路径

（一）健全协同保护机制，构建高效联动体系

一是搭建统一信息共享平台。整合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建设全省一体化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部门间数据实时更新、互联互通。平台增设案件移送、信息查询、预警提示等功能，为执法司法、企业维权提供一站式服务[5]。推动平台与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兄弟省份平台互联互通，提升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水平。二是完善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主动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的知识产权合作，签订跨区域协同保护协议，建立案件协查、证据互认、结果互认机制。省内推动中心城市与偏远市州建立对口帮扶机制，促进保护资源均衡流动[11]。

（二）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基层保护支撑

一是推动保护资源下沉。加大对河西走廊、陇东南等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投入，在重点县域设立知识产权维权服务站，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和执法设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机构为基层提供知识产权代理、咨询等服务，打通保护“最后一公里”[4]。二是优化资源投入结构。调整知识产权保护资金使用方向，加大对知识产权预警分析、运营转化、风险防控等前端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支持特色产业知识产权数据库建设，为企业创新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撑。三是整合服务资源。整合省内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高校科研院所等服务资源，组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联盟，为企业提供从创新研发到维权诉讼的全链条、专业化服务，降低企业保护成本。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智力支撑基础

一是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知识产权学院或研究方向，开设“法律+技术+管理”复合型课程，扩大知识产权硕士、博士培养规模。推动高校与法院、知识产权局、重点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加强对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与专题培训，提升执法人员、审判人员与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二是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引进与激励政策。将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纳入甘肃省“陇原英才”引进计划，在安家补贴、子女教育、科研经费等方面给予倾斜[3，8]。建立省级知识产权专家库，吸纳省内外学者、法官、律师、代理人等参与政策咨询、案件研讨与人才培养。对基层知识产权工作者实施职称评审与职业发展专项通道，增强职业吸引力。三是培育知识产权服务人才梯队。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发展壮大，加强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与职业规范教育，开展服务质量评价与星级评定，提升服务人员专业水平，形成高端人才引领、骨干人才支撑、基层人才补充的人才梯队[11]。

（四）激活企业主体活力，提升自主保护能力

一是强化企业意识培育。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专项行动，针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开展定制化培训，帮助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建立管理体系、开展风险排查，提升企业负责人和员工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宣传推广优秀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引导企业重视知识产权布局和运用。二是支持企业建立管理制度。对中小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其设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配备专业管理人员，推动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一体化机制，将知识产权纳入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三是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维权费用补贴。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在重点园区设立巡回审判点与仲裁调解中心，简化立案、证据调取程序，探索推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提高调解效力与执行效率。

（五）加强司法行政衔接，凝聚保护合力

一是统一执法司法标准。由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共同制定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指引，统一案件移送标准、证据认定规则和法律适用尺度，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情况。建立典型案例发布与参考制度，定期汇编司法裁判与行政处罚典型案例，统一执法尺度。二是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建立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的案件会商、信息通报和联合督办机制，定期交流案件办理情况，共享执法司法数据，推进行政执法人员参与司法庭审、司法人员参与行政执法指导，提升双方业务协同能力。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公共利益代表作用，针对重复侵权、群体侵权、网络盗版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支持起诉。推动建立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现线索双向移送、协同取证、联合督办，构建“行政+司法+公益”三位一体的保护格局。

结语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是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甘肃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1]。当前，甘肃省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中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机制不健全、资源不均衡、人才短缺、企业主体作用不强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未来，甘肃省需立足自身地域特点和产业优势，以机制创新为核心，推动协同保护从形式协作走向实质联动；以资源整合为抓手，促进保护资源向基层、向前端服务延伸；以人才建设为支撑，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工作队伍；以企业激活为重点，增强市场主体自我保护与运用能力；以司法行政协同为保障，形成有机衔接、运转高效的保护闭环。这一路径不仅是对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基层落实[12]，也是对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借鉴[13]。

通过系统推进上述路径，甘肃省有望构建起政府引导、司法保障、部门协同、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新格局，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治理效能，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贡献甘肃智慧与力量。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探索基于“国家安全长城行”宣讲调研活动的思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多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元社会思潮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产生深刻影响。青年学生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生力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在高校系统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关键环节[1]，必须将国家安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真正入脑入心。在第11个“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应国际关系学院、黑龙江省委国安办邀请，组织师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漠河、黑河等地开展“国家安全长城行”宣讲调研活动，围绕社会安全主题开展公益宣讲，并就基层国家安全教育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该活动坚持党建引领、专业支撑、基层实践、校地协同的工作思路，探索形成了公安院校服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模式，也为普通高校深化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内涵与工作困境

（一）核心内涵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聚焦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重点领域，通过课堂教学、实践育人、校地协同等多种路径，全面提升师生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服务国家长治久安的系统性育人工作。其核心目标是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国家安全素养，夯实校园安全工作基础，服务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维护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有机统一。与一般性安全知识教育不同，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兼具价值引领性、知识专业性和实践指导性，既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也要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防范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行动自觉。

（二）现实困境

从当前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开展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首先，国家安全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不够深入。部分高校对国家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足，存在碎片化、形式化倾向[2]，教育形式多以单向理论宣讲为主，存在重概念灌输轻价值引领、重知识传授轻信念培育的问题，难以真正转化为学生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其次，理论学习与基层治理需求存在脱节。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长期局限于校园封闭场域，缺乏一线、基层实践教学平台，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多停留在书本层面，缺少在真实场景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锻炼机会。最后，传统教育模式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不足，部分教育工作者教学理念相对滞后[3]，教育内容脱离学生生活实际，话语体系缺少青年特色和生活气息[4]，导致国家安全教育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受到限制。此外，校内各部门之间、高校与地方单位之间的教育资源尚未有效整合，没有形成国家安全教育的整体合力。

二、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创新实践

（一）坚持党建引领，把准国家安全教育方向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党的领导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根本保证。活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将育警铸魂的根本要求与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要求深度融合。一是组建临时党小组，以师生党员为核心，联动基层党组织，构建院校+基层党组织联动机制，确保调研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是将红色教育融入党建实践，组织师生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活动，阐释国家安全历史与内涵，坚定师生职业信仰，强化群众国家安全意识，实现党建引领下的思政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的双向赋能。

（二）立足专业赋能，夯实国家安全教育根基

高校学科专业优势是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支撑，必须推动专业教学与安全治理需求深度融合，让国家安全教育摆脱说教。本次活动充分发挥公安院校专业特色，以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为支撑开展教育宣讲。一是聚焦基层安全治理重点设计活动内容，围绕反诈防范、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等，依托治安、网安、国保等公安专业开发实用教育内容。二是组织师生与派出所民警开展实战交流，围绕治理难点联合调研，深化师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基层民警交流智慧警务理念，实现“教学研”与基层安全治理的双向融合。

（三）深耕基层实践，打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

活动坚持需求导向，贴合基层真实场景，努力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国家安全教育传播体系。一是选准基层宣讲阵地，将流动党员驿站、社区广场等作为宣讲点，采用“板凳课堂”“田间宣讲”等灵活形式，让国家安全知识走进生活。二是结合当地风俗，创新宣讲形式，结合实战案例开展情景模拟、有奖问答，制作文创产品，让抽象概念转化为易懂实用的知识。三是搭建警民互动桥梁，师生协助基层进行安全排查，解答群众的安全疑问，既强化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又厚植师生的公安职业情怀，实现思政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与服务公安实践的有机统一。

（四）深化校地协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本次活动积极推动公安院校与地方公安、社区村居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努力构建校地共建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格局。一是建立校地对接机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职责，整合院校的理论资源与地方的实践资源。二是开展双向师资交流，邀请基层优秀民警担任实践导师；院校教师为基层开展思政教育与理论培训，实现师资互补、知识互通。三是组建校地联合宣讲队，院校师生与基层民警等组成宣讲队伍，结合民警实战经历与师生理论功底，提升宣讲的实践温度与理论深度，强化传播效果。

三、高校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的经验启示

（一）坚守政治底色，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教育全程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引领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生命线。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国家安全教育全过程，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实践表明，坚持党建引领，把红色教育、忠诚教育、纪律教育融入国家安全教育各环节，才能确保教育方向不偏、立场不移、底线不失。高校应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进教材、进课堂，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国家安全教育始终与党中央要求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二）突出专业特色，以学科优势提升教育精准化水平

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性、全方位、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各高校拥有不同学科底蕴与专业特长，推进国家安全教育，不必局限于单一领域，而应把专业所长与国家安全所需精准对接，从“泛化宣讲”走向“精准赋能”。坚持需求导向，围绕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发挥各学科优势，研发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安全教育方案。同时，推动专业育人与安全治理双向赋能，鼓励师生把专业研究、社会实践与国家安全重点任务相结合，用专业智慧服务安全治理，实现“以专业强素养、以专业助治理、以专业服务国家”。

（三）强化实践导向，在基层一线检验育人实际成效

实战化是公安教育的鲜明特质，也是国家安全教育落地的重要路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停留在理论灌输，必须走向基层一线。“国家安全长城行”把阵地设在社区乡村，让师生在实践中长才干、作贡献，有效破解了理论与实

践脱节难题。这启示国家安全教育必须坚持实战导向、基层导向，把实践育人链条延伸到安全治理最前沿，让师生深化国家安全认同，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能力，实现育人与国安的有机统一。

（四）健全协同机制，以多元合力提升教育系统性

国家安全教育不是高校的“单打独斗”，而是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必须打破校内壁垒、校地界限，构建全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协同格局。“国家安全长城行”活动通过建立院校+基层党组织联动、校地共建、师资交流、联合宣讲等机制，整合资源并形成合力。高校应健全校内协同机制，推动各部门齐抓共管；完善校地协同机制，加强与地方公安、社区等深度合作，实现理论与实践互促、院校与基层互补、教育与治理互融，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五）坚持守正创新，以数字化转型增强教育吸引力

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必须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以数字化、互动化创新提升传播力与吸引力。传统宣讲模式已难以适应需求，而智慧宣传等数字化手段，能够有效拉近安全教育与学生、群众的距离。“国家安全长城行”活动运用新媒体宣传、文创产品、沉浸式宣讲等创新形式，显著提升教育覆盖面与感染力。各高校要搭建线上宣传矩阵，打造智慧安全教育平台，用青年话语、群众语言、时代语态讲好国家安全故事，让总体国家安全观真正入脑入心、广泛传播。

本文系2025年度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首都大学生网络安全风险认知及防范策略研究”（BJSZ2025FDY37）、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时代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的治理机制研究”子课题四（24ZD122）的阶段性成果。

 

 

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一、引言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高校内部监督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规范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压实管理责任，防范经济风险、保障高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校内设学部院系、职能部门、附属单位、附属医院及附属企业数量众多、层级架构复杂，经费收支规模持续扩大，二级单位办学自主权与经费支配权限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广度、深度、精准度提出更高要求。

二、新时期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审计资源有限与审计全覆盖之间的矛盾

审计全覆盖的纵深推进，要求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现对象全覆盖、业务全涵盖、流程全穿透。现阶段多数高校年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常年维持高位运行规模，而专职从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在岗人员配置偏少，审计任务总量与人力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从审计对象来看，高校被审计主体类型既包含年度经费达亿元的二级院系、资金体量庞大的附属医院、权责链条复杂的大部制职能部门，也涵盖产业经营实体及附属学校等，审计专业难度与工作量大幅增加。若采取平均化分配审计力量、均衡配置审计资源的传统模式，极易导致审计现场核查深度不足、重点领域把控不严、疑点问题挖掘不深不透等问题，难以形成具备决策参考价值、管理指导意义的高质量审计成果。

（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未建立全流程闭环治理机制

审计整改是贯通审计发现、问题纠偏、制度完善、长效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制约当前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质效提升的主要瓶颈。被审计单位常以客观条件受限、历史成因复杂、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为理由，随意申请延长整改期限、调整整改认定类别，或直接申报无法整改、暂缓整改等情形。与此同时，高校尚未形成统一的整改延期审核、类别变更认定、无法整改论证备案等配套规则，审计人员缺乏明确的制度依据和处置标准，难以对不按期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与规范管控，整改流于形式、虎头蛇尾的问题较为突出。

（三）审计发现问题与推动学校发展未形成良性互动当前，高校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仍局限于“查错纠弊”的传统层面，与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破解发展堵点、优化内部管理的现实需求存在明显脱节。核心短板体现在：审计报告前置性谋划与系统性思考不足，审计人员多侧重于揭示显性违规问题，而对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管理短板、流程缺陷挖掘不够深入。不仅难以助力被审计单位优化管理，反而易增加其工作负担，滋生抵触审计、规避审计的消极心态，造成审计监督与服务发展相割裂，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四）数智化审计运用不足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新时代内部审计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依靠人工翻阅凭证、抽样核查、线下比对的审计模式，已难以适配高校海量财务数据、科研经费数据、采购资产数据的核查需求。目前，多数高校数智化审计整体应用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信息化系统仅能实现基础的数据归集、简单关联比对、基础关系筛查等初级功能，尚未构建覆盖重点业务领域的智能化核查模型、风险预警模型和疑点自动筛查体系。

（五）审计队伍能力不足

新时代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和文字能力，达到“能查能说能写”的综合履职标准。当前，高校审计队伍尤其是青年审计人员存在能力结构性短板：一是政治站位不高、政策领悟力不足，对高校财经政策、干部履职规定、教育系统监管要求把握不精准；二是沟通协调能力薄弱，无法高效获取关键业务信息，难以赢得被审计单位的理解认同与配合支持；三是文字功底薄弱，文字不够规范严谨、问题定性不准、审计建议空洞笼统，缺乏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三、新时期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发展对策

（一）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构建科学差异化审计实施模式

1.优化人员编制与梯队建设

高校可根据审计全覆盖任务总量、被审计单位数量、业务复杂程度，科学核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专职人员编制，配齐配强专业化审计队伍；同时，搭建校内审计人才储备库，从财务、国资、采购、科研、基建等职能部门遴选业务骨干，通过项目抽调、联合审计等方式充实审计力量。

2.实行分类分级差异化审计

依据经费收支规模、业务风险等级、管理复杂程度、历年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将被审计单位划分为高风险重点单位、常规职能单位、一般二级院系三个层级，实行差异化资源配置，避免平均用力、资源浪费。

3．建立审计项目统筹调度机制

统筹年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合理安排审计项目，避免项目集中扎堆、人员超负荷运转；推行主审轮训机制，以老带新结对履职，在项目实战中提升青年审计人员业务能力。

（二）深入推进研究型审计，强化审计全过程赋能与成果转化

1.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将研究贯穿审计全过程

在审计立项阶段，深入研究学校发展战略、重点工作及各部门履职痛点，精准确定审计重点，提升审计的针对性与工作效率；在审计实施阶段，挖掘制度漏洞、管理短板和机制缺陷，形成有深度、有价值的审计分析。

2.强化审计报告前置性思考，提升审计建议的可行性和针对性

审计过程中，加强与被审计单位的深度沟通，充分听取其实际困难和合理诉求，既明确整改底线，又给出灵活可行的实施路径，推动被审计单位主动配合整改。

3.建立审计成果转化机制

将审计发现的共性问题、典型案例及整改经验进行梳理汇总，形成审计专题报告，为校领导决策提供精准参考，推动学校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

（三）健全审计整改全链条制度体系，构建闭环管控机制

1.完善审计整改顶层制度规范

修订出台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整改管理办法、整改结果认定及销号管理细则，明确整改责任主体、整改标准、法定时限、分级审批流程、验收标准及追责问责条款。

2.细化整改全流程操作规范

规范整改方案报送、问题分解、措施落实、佐证材料提交、验收审核、台账销号全流程标准；专门制定整改延期申请、整改类别调整、历史遗留问题暂缓整改、无法整改事项论证备案的管理细则，明确层级审批权限和公示备案流程。

3.建立整改督导、考核与联动问责机制

对整改滞后、整改进度缓慢的单位开展约谈提醒、专项督办；将审计整改落实情况纳入被审计单位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年度绩效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指标；对敷衍整改、拒不整改的单位，依规进行通报问责。

（四）加快推进审计数智化建设，实现科技强审深度赋能

1.搭建一体化审计信息化平台

打通财务系统、科研管理系统、采购招标系统、资产台账系统、人事干部系统的数据接口，实现跨业务、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自动归集。

2.构建重点领域智能化核查模型库

围绕差旅费、办公费、印刷费、市内交通费、科研合作经费、物资采购、资产处置等重点领域，建立数据勾稽关系与逻辑校验规则，实现疑点数据自动抓取、智能研判、批量筛查、实时预警，减少人工重复劳动。

3.强化审计人员数字能力专项培育

常态化开展大数据审计等专题培训，鼓励审计人员主动学习数据分析、大数据筛查等专业技能；建立数智化审计项目试点机制，选取重点审计项目全程运用智能模型开展核查，以实战锻炼提升审计人员数字化履职能力。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如何将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实践体系，是当前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部分高校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足，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统筹，育人合力难以形成。二是与教育教学主渠道融合不深，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衔接不畅。三是长效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工作停留在活动层面，缺乏持续深化的制度支撑。破解这些难题，亟须从理念到行动进行系统建构，形成一套目标清晰、内容充实、保障有力的完整体系。

一、明确目标层次，构建从认知到行为的完整链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集认知建构、情感培育、意志锤炼和行为养成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作，首先需要确立清晰的目标体系。从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出发，可以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四个递进层次。

认知建构层是起点。这一层次重在帮助学生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理论内涵和历史逻辑，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把握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义。没有扎实的认知基础，后续的情感培育和行为引导就缺乏根基。情感认同层是深化。在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和归属意识，让共同体意识从“知”的层面上升到“情”的层面。意志坚定层是巩固。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要引导学生在价值比较和理性思考中始终保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形成坚定的政治定力。行为践行层是归宿。推动学生将内在认同转化为自觉行动，在日常生活、学习实践和未来工作中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四个层次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从内化到外化的完整育人链条。

二、聚焦三个维度，搭建内容体系的坚实骨架

目标明确之后，关键在于将其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内容。从高校工作实际出发，可以从三个维度重点发力。

在价值引领维度，要强化党建工作的核心地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党建工作的重要主线，融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之中。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讲、带头学，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效应。民办高校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下功夫，要充分借助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弥补资源条件和治理结构方面的短板，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

在课程教学维度，要推动全域融合。充分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在课程中有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内容。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各类专业课程教学。紧密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学案例。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场景化”融入方式，使宏大叙事与学生的专业认知和生活经验深度对接。

在实践养成维度，要促进知行合一。把社会实践作为铸牢教育的有效载体，组织师生深入民族地区、红色遗址和基层一线开展田野调查、志愿服务和“三下乡”等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故事，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厚根基，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情感升华。同时，要积极打造特色实践品牌，引导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

三、打通四个环节，形成长效运行的保障闭环

体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持续的制度供给和资源保障。需要围绕四个关键环节形成管理闭环。组织领导环节是前提。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学校党建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做到有部署、有推进、有落实。

队伍建设环节是关键。将相关内容纳入干部培训和教师继续教育体系，着力提升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和专业教师的全员育人意识与业务能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工作队伍。

资源投入环节是基础。统筹校内校外各方资源，加强课程平台和教学案例库建设，善于以机制创新弥补资源不足，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激励反馈环节是动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考核和师德师风考核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做到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推进、年终有考核，以考核促落实、以评估促改进。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确保体系能够自我优化、持续运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战略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高校应当立足自身实际，以系统思维推进实践体系建设，将铸牢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各方面，在目标设定、内容设计、路径选择和机制保障上持续探索、不断完善，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教育力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持续释放消费潜能问题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层面的诸多要素持续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伴随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演变，国内经济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的问题日益凸显，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供需平衡的深层次矛盾。对此，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方面，继续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消费持续增长”。对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的重视和强调，也体现在我国的中长期规划“十五五”规划中，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现代化大城市是人口以及各类经济资源汇集的中心，也是宏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省会、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近千万，2025年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应在提振消费层面有所担当。对此，2025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专门强调，要加快激发消费潜能，并提出九大目标。2025年12月26日通过的济南市“十五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加快激发到持续释放，体现了济南市在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方面的重视程度与紧迫需求。2026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大内需领域列为十方面重点工作的第一项，指出要“聚力强化内需主导作用，推动经济向上向好”，强调要“全面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济南市消费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发展现状

1.消费规模稳步扩张，总体复苏态势稳健。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济南市消费市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能级跃升的关键一年。数据显示，该年度济南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547.9亿元，同比增长4.4%，较“十三五”末实现千亿级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巩固。分季度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40.7亿元，同比增长4.4%；前三季度达4009.0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逐季回升，复苏韧性逐步增强。分消费类型看，商品零售达4903.6亿元，同比增长4.5%；餐饮收入达644.3亿元，同比增长3.6%，商品消费支撑作用稳固，服务消费稳步恢复。

2.政策赋能效应显著，大宗消费拉动强劲。2025年，济南市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相关商品拉动作用较强。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家居等多个领域，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如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7.1%，较上年增速提高了9.3个百分点，拉动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4个百分点。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同比增长31.6%，拉动增长0.6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商品同比增长4.9%，高于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3.8个百分点，拉动增长0.6个百分点。上述领域受政策赋能效应显著，成为消费增长的核心引擎。此外，居民消费观念转变与商品供给品质的提升，共同推动了升级类商品需求加速释放，如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0%，拉动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0.2个百分点，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在上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增速达12.1%。品质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拉动作用显著。

3.线上消费蓬勃发展，业态模式持续创新。随着消费场景不断向线上延伸，济南市线上消费蓬勃发展，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济南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562.6亿元，同比增长21.4%，占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27.7%，较上年占比提高了4.5个百分点，拉动增长4.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济南市线上线下融合消费的业态模式持续创新，成为近几年的潮流趋势。首发经济、夜间经济、会展经济、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培育，全年引进蓬皮杜艺术中心、山姆会员店等国内外知名首店、旗舰店111家，举办“泉城购”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500余场、营业性演出1376场、展会143场。赛事经济成效显著，全年举办各类体育赛事10328场，参与人数300.28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21.61亿元，带动消费16.01亿元，新消费动能持续释放。

（二）存在问题

1.消费恢复基础不稳固，有效需求仍显不足。尽管消费市场总体复苏，但内生动力依然偏弱，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仅为1.1%，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4.4%），反映出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部分中心城区零售额出现负增长，消费场景分流、转型压力凸显。大宗消费中，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与之关联的家居、家装消费复苏乏力。餐饮、住宿等接触型消费恢复不及预期，餐饮收入增速低于商品零售0.9个百分点。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消费意愿不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受限，制约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2.供需结构适配性不足，同质化问题突出。消费供给与升级需求错配现象明显，商业综合体“量增质滞”，业态同质化严重，特色定位模糊，多以传统零售、餐饮为主，体验式、沉浸式、个性化消费场景匮乏。首店经济存在盲目引进问题，部分品牌与本地消费需求不匹配，“水土不服”现象频发。文旅消费仍停留在“过境型消费”，泉城路、芙蓉街等街区以小吃、纪念品为主，高附加值的文化体验、精品零售业态占比低，流量难以留存。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明显，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多元化消费需求。

3.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均衡，消费差距依然存在。区域消费分化显著，历下区、高新区等主城区消费集聚度高，起步区、商河县等新兴区域消费增速亮眼，但部分远郊区县消费基础薄弱，消费设施、业态供给不足。城乡消费差距尚未根本扭转，农村消费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优质商品与服务下沉不足，农村居民消费选择有限。全域消费协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4.消费能级与辐射力偏弱，高端消费供给不足。济南市在消费规模、高端业态、品牌集聚度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核心商圈能级不高，泉城路商圈年销售额远低于国内标杆商圈，高端商业载体不足，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端商业地标，国际一线品牌、高能级旗舰店数量依然偏少，对周边城市消费吸附力有限，尚未形成区域性消费中心。此外，存在高端奢侈品消费外流现象，部分高净值人群倾向于前往北京、上海甚至海外消费，反映出济南市高端消费市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有待提升。

济南市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的对策建议

（一）短期提“效”：聚焦商品消费，激发即时转化

近年来，“国补”政策持续激发商品消费新活力。从具体数据看，2025年济南市累计发放国补资金近40亿元，带动直接消费超350亿元，惠及消费者超400万人次。在汽车、数码、餐饮、商超等领域统筹发放市级消费券，拉动直接消费超百亿元。已有补贴政策的刺激效果显著，因此，后续要进一步用好用足消费品以旧换新、“泉城购”济南消费季、济南电商季等各类各级消费补贴政策，进一步鼓励和刺激居民的商品消费需求。同时，要注意把握工作节奏，确保资金拨付平稳有序，各级各类消费补贴政策接续有力，在国家法定节假日等消费热点时期增加资金投入，实现重点突破，形成刺激商品消费的政策合力。

与此同时，上述商品消费需求是在补贴刺激下将消费者未来3—5年的潜在置换需求集中释放，兼具前置消费与一次性消费的特性，短期效果明显，但中长期效果并不持久。因此，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优化促消费政策体系，力争从当前的短期刺激向长效培育转变。要着力扩大消费补贴政策覆盖面，简化申领流程，重点向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出消费信贷优惠、低息贷款等举措，降低居民消费成本；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扶持中小微商贸企业发展，增强消费市场活力。

（二）中期塑“态”：发力服务消费，塑造核心生态

服务消费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同步性与不可分割性，这与补贴政策所刺激出的前置性商品消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真正消费能级与消费水平，是济南市刺激本地消费潜能的主要着力点。

一方面，服务消费新生态的打造，主要依托各种类型服务的提质增效，即如何打造高质量的服务消费，这是激发释放消费潜能、扩大内需的客观基础。在零售、餐饮行业要构建多层次特色化的商圈体系，持续推进核心商圈商街和专业市场的更新升级，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首店经济。在文旅体展“流量型”融合生态方面，要加快文化娱乐休闲等文化产业发展，同时，注重在体育经济、冰雪经济、会展经济、演艺经济、二次元经济、康养经济以及银发经济等多个方面持续发力。要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共同打造服务消费大业态、新生态。

另一方面，服务消费新生态的打造，离不开济南市城市消费文化的塑造，这要求在主观意识层面着手激发释放消费潜能。济南市消费文化的塑造离不开“泉城”这一核心IP，要注重从深厚的泉水文化和城市历史中提取核心元素，将之转换为广大市民喜爱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特别是要围绕核心IP地理空间打造沉浸体验式的消费场景，并通过政策、宣传、活动等多个渠道进行流量赋能，激发消费行为，进而塑造济南市以“泉生活”为内核，兼具文化厚度、时尚活力和商业便利的服务消费新文化、新生态。

（三）长期育“本”：增收保障民生，释放消费潜能

长期视角下，城市消费潜能的上下限本质上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激发并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的根本举措是要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决定了最终的消费水平，是激发释放消费潜能的根基与源泉。

从开源的角度来说，济南市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推动四大主导产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努力提高产业附加值水平，扩大中高端就业岗位的供应，并通过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增长乏力的局面；从节流的角度来说，济南市要持续提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聚焦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核心领域，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全方位解决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进而为未来的消费提供支撑和底气。

 

 

共同富裕视域下甘肃生态移民新村产业富民调查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共同富裕的内涵得到极大拓展和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表达了顺应人民群众的期望、坚持共同富裕的决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使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3月，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并要求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共同富裕不是部分人富起来，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共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富裕，也是精神方面的富裕，二者缺一不可。正因如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不仅要帮助贫困群众“富口袋”，更要帮助贫困群众“富脑袋”。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初现、丰富到拓展的过程。这一概念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被提出，虽经时代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但主流说法未改变。共同富裕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其核心是推动农村整体发展，表现为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同步改善，承认合理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被拓展为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渐进过程，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成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核心特征。新时代赋予共同富裕更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将其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另一方面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突出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民众的全民共享特性。这一演进过程反映了党对共同富裕认识的持续深化，展现了从局部突破到整体推进、从单一维度到全面发展的理论创新。

生态移民新村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已然形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战略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十五五”期间的重中之重。农村产业发展是富民的根基，特色化产业对农民富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因此，调查了解移民新村产业发展状况，是强村富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

一、甘肃生态移民新村富民振兴沿革

生态移民是由政府主导的为实现人民生活质量提升而进行的人口迁移。目的是实现“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缓解地区生态承载压力。

甘肃省将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作为系统性工程，与和美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强县域行动深度融合。根据安置规模，统筹规划建设交通道路、水电气暖等设施，同步配套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并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村卫生室、养老服务设施。这些政策落地的最终指向只有一个，即让搬迁群众出行更便捷、居住更安全、生活更便利。

甘肃省的生态移民始于1982年，在“兴河西之利，济定西之贫”的战略构想下，开启了“三西”地区移民工程。事实证明，这项规模宏大的移民工程是成功的。此后，甘肃生态移民村建设有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十三五”时期，甘肃省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对49.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搬迁，建成集中安置区1731个、安置住房11.4万套[1]，在全国率先实现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搬迁家庭至少1人就业的目标。2022年，甘肃省启动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计划分两期搬迁地质灾害威胁区、河湖管理范围等6类区域26.43万户、103.95万人[2]。截至2024年底，一期工程累计完成10.79万户搬迁安置任务，建成集中安置点675个[3]。甘肃省累计整合产业项目扶持资金18.77亿元，涉及产业项目208个，共发放贴息贷款47.10亿元[4]。甘肃省移民搬迁从解决温饱的救济式扶贫，发展到如今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系统性工程，累计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搬迁规模全国领先，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善，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创造了世界银行在编制移民指南时引用的“三西”移民典型案例，成为全国扶贫开发和生态治理的重要典范。“十四五”期间，一期工程累计帮助13.07万户、约46万名群众远离灾害威胁、搬入新居，建成集中安置点812个[5]，提前一年实现“五年任务四年完成”目标。甘肃省实施集中安置规划，积极推动村民搬离生态脆弱区域，住进红瓦白

墙的新居，通过合村并居建设新家园。如今的移民新村阡陌纵横、道路平整、路灯通亮，村民告别破旧土房，实现了从“挪穷窝”到“谋富业”的转变。依托良好资源禀赋和优质基础设施，生态移民新村完成生存空间重构。随着移民新村富民举措的不断出台，甘肃移民新村村民在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和心理归属方面的社会适应性逐步增强，突出表现为通过建设移民产业园，开辟新的致富道路，使村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经济模式助力村民长久安居。在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外源性帮扶力量的推动下，新村村民实现了能就业、有收入。

让村民在“安居”基础上实现“乐业”，关键在于科学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科学内涵，最终达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一个良性循环，意味着乡村建设要实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只有在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着力施策，久久为功，才能推动移民新村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甘肃移民村建设面临乡村聚落空间品质提升、发展模式选择、产业方向确定及结构调整等挑战。如何推动移民新村实现共同致富、全面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十五五”时期实现全面发力，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回答好的现实命题。

二、移民新村产业体系面临的问题

1.乡村产业的自立性不足，无法实现市场主导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的单方面推动，村民主动意识和行动缺席。村民的发展全靠带动，自主独立性不够，依赖思想严重，“造血”功能失调。虽然基层党组织主动作为、带动村民，但村民参与人数不多，内生动力不足。产业要振兴，主要在于市场机制的引导，通过市场机制使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经济收益，走向富裕。

2.特色化的产业投入和创新不足，村民对乡村产业参与度有待提升

随着机械化设备的大规模引入，传统农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智能化种植设备和管理系统大大减轻了劳动力负担，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村民参与人数下降，大多数村民选择外出打工。移民新村目前除了发展种植、养殖外再无其他产业，初期确定乡村产业项目的趋同现象导致产业同质化严重。有些产业与当地产供销体系配套不紧密，在市场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农产品产生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导致后期产品销售举步维艰。传统产业升级滞后，缺乏科技支撑和绿色转型动力，难以适应市场需求。

3.就业车间生产运行波动性大，对就业人员的需求量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小企业必然在技术、场景、模式下进行系统性重塑。据工信部数据，2023年我国中小企业亏损率达到28.6％，为近十年最高水平。因此，移民新村的就业车间势必也会受到订单量的冲击，有些就业车间机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很高，不需要大批量的工人，在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下，就业车间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就业车间原有的“带富”、致富作用发挥有限[6]。

4.产业带头人经营管理能力不足，不利于产业的创新驱动

产业带头人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方式方法老化，有些村的带头人年龄已过50岁。此外，在生产技术优化和农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部分带头人视野狭窄，难以在产业技术和产业统筹规划方面进行创新、做出成绩[7]。

三、移民新村产业富民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1.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引导体制

政府在移民新村的产业发展中承担着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市场监管和服务保障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增强士气、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要优化部门职责，形成与服务对象的利益共同体，着重于服务和协调。统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升监管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1）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思维，将工作重心聚焦群众增收致富的长效路径。在产业园、生产厂房以及特色种养基地等硬件载体落地建成后，更要统筹谋划产业链长效延伸、产业资产保值增值、多元业态扩容拓展等深层次发展问题。对外借鉴先进地区产业发展经验，不可简单照搬，必须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落地转化；对本土各类资源要素统筹整合、精准配置，方能打造特色产业发展亮点，形成可持续富民增长点[8]。2）按照市场配置优化移民村的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要素，重视市场的引导地位，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产业创新。遵循市场规律，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信用和工资等机制的运行，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格局，让资源要素效益最大化。3）养成主动运用数字化思维认知、分析问题的“数感”、借助数据信息解决问题的“数用”和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智慧决策的“数智”工作思路。跳出经验、习惯和模板的“窠臼”，以数字、开放、接纳和创新的胆识开拓工作局面。

2.AI赋能延展产业链，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产业链安全稳定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移民新村发展一切从“新”开始，建立产业链条是可持续高质量的前提。既要具有埋头生产的专注，又要具有抬头看路的智慧。迎合社会发展需求，通过多元化渠道，把有地域特色的好产品宣传、推介出去，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1）依托AI技术破解乡村产业同质化困局，借助大数据开展理性研判、实施动态产业规划，推动传统单一产业链实现转型升级。大数据可打通产销两端信息“壁垒”，以Y移民新村蜜桃、葡萄产业为例，两类果品市场需求旺盛，但季节性特征突出、保鲜周期极短，水蜜桃需在0℃恒温冷库储存，常规保鲜库仅能存放1～3周，葡萄常规冷藏保鲜期限仅7天。极短的货架贮藏周期对产销衔接、物流配送提出严苛要求。对此，可依托智慧供应链体系，运用AI算法开展市场需求预测、动态优化库存调度，全面提升供应链抗风险韧性；借助区块链技术搭建果蔬全产业链溯源体系，打通电商平台与种植基地的直供渠道，搭建村级农产品大数据仓，实现库存实时预警、订单精准配送；建立产业动态调整机制，依据市场数据反馈优化产业资源配置。通过大数据模型测算各类产业项目投入产出效益，科学评估项目发展可行性，及时清退低效、低收益产业项目，将土地、资金、人力等要素倾斜至高回报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纵向延伸，布局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有效化解鲜果上市窗口期短、集中滞销带来的销量不足问题，改善农业生产投入与收益失衡、资源浪费严重的现状，防止村民因付出与收入回报落差过大而滋生消极生产心态，避免农户因收益低迷丧失生产信心、放弃种养产业。2）AI赋能拓宽产业链，推进移民新村的三产融合，由单链条向多链条的全面转化与延展。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观光休闲和销售等环节将一二三产业连接起来，大力推进“农庄经济”，吸引外流青壮年回乡。落实家庭农场补贴政策，开发5G生态农事场景化体验、游学等特色项目，结合本土乡村资源吸引城市客流。挖掘乡村文化，如节庆策划、非遗传承等，提升项目文化内涵。实现农村游购娱数智化发展。3）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延伸本土化旅游全产业链，破除浅层观光“走马观花、简单就餐”的传统发展模式。可采用“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多元合作模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开发，搭建一体化新型文旅产业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活化地域历史文化符号，如甘肃省境内河西走廊、大禹导河、法显夏坐、丝路要道、唐蕃古道、霍去病西征等丰富历史文脉，交织形成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文旅资源。依托数字技术制作系列动画短片、互动数字游戏，完成地域文化IP的艺术化重塑，实现古今文化有机融合。通过重构沉浸式体验场景、设计交互式叙事内容，将静态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区域旅游产业由单一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型转型升级。

3.推动就业帮扶车间转型发展，带动就业

就业帮扶车间吸纳劳动力规模有限，但依托各级政策扶持已落地运营十余年。步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就业帮扶车间转型升级具备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

1）优化政策支持体系。统筹整合人社、发改、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多部门政策资源，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抓手，吸纳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营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帮扶车间提质建设。针对达标运营的就业帮扶车间，精准落实稳岗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系列扶持政策。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推动车间转型升级为乡土特产加工工坊、电商直播车间；创新构建“车间+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主动对接跨境电商渠道，探索“乡村加工车间+海外订单”产销新模式，拓宽农产品外销市场。

2）构建产业链协同模式。推动龙头企业与就业帮扶车间形成产业链联盟，聚焦深加工产品或特定生产环节，打造轻资产化加工基地。鼓励车间将环保安全、操作简便的生产环节下沉乡村，满足村民“家门口就业”需求，兼顾增收与家庭照护。

3）完善动态管理机制。建立车间进出评估体系，对经营不善或就业不达标的车间及时取消认定，协商退出闲置资源；对存在形式主义或骗取补贴行为的“帮扶车间”启动问责，确保政策资源高效利用。

4.完善产业带头人选拔程序，重视带头人

引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带头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带头人能力不足与经营老化问题，需以“能力提升+技术赋能+管理创新”为突破口，通过引入现代技术、对标先进模式，培育年轻人才梯队。

1）强化带头人能力建设。针对50岁以上带头人，开展“数字技术+现代农业”专项培训，建立“导师帮带制”，帮助带头人突破保守思维，推动其向技能型转变。本土人才具有先天优势，在发展村集体经济方面，本土人才熟悉情况，联系群众较容易。因此，积极从返乡创业青年、退役军人中选拔“潜力股”，从选调生未被录用的考生中选优培育，将其纳入村级“头雁”“管家”后备干部库。

2）将“产业创新度”“群众增收率”等指标纳入带头人绩效评价。从综合素养、产业发展质效、风险防范、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利益相关者评价，尝试建立产业带头人胜任力指标体系，对标培育、对标考核，让善经营、懂管理的能人胜出[9-10]。

四、结束语

实现共同富裕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面临诸多复杂性问题，需要久久为功的意志和耐力，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立足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处理好城乡区域发展问题，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移民新村成为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的新家园，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富民产业，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融入、逐步能致富”。

 

 

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实践探索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考察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我国城镇人口达95380万人，较2016年增长16.43%；农村人口仅45109万人，下降21.28%。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宅基地及农房闲置，盘活利用该类资源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紧迫课题。

2021年至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要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规范有序做好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1]，"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2]。宅基地及农房的闲置问题，已成为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各地积极开展探索，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作为乡村空间资源的核心载体，“三权分置”改革因兼具激活土地要素与重构治理秩序的双重制度潜能，被赋予破解治理困境的历史使命[3]。我国宅基地盘活利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亟待向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框架转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宅基地流转制度、退出制度等单一维度，未能将产权界定、治理协同、政策保障等维度进行整合分析，难以有效回应实践中面临的综合性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共享村居”模式为研究对象，针对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制约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在理论框架上，以宅基地“三权分置”理论为产权分析基础，依托浙江省“千万工程”背景，构建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有效问卷2514份，实地调研村落达139个，通过访谈当地村民、村委会负责人，累计形成访谈资料23万字，累计调研时长1408小时。在研究内容上，系统梳理了“自主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3种盘活模式，剖析“产权桎梏、制度转化不足、治理困境”等深层问题，最终从“三权分置物权阐释、契约体系规范、政策法律支撑”三方面提出法治优化路径，旨在构建可推广的宅基地盘活治理模式。

一、“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实践样态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工作，各地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共享村居”模式。2017年杭州市最早开展“共享村居”试点工作；2021年7月，西安高陵区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2022年6月，江西龙南市开展“共享村居”项目。自2012年起至今，各地积极探索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盘活制度。引导农民个体、村集体、社会资本通过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利用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发展乡村旅游、电商等特色产业[]。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近年通过自主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3种方式，探索“共享村居”新业态，为破解资源闲置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自主经营盘活利用模式自主经营盘活利用模式以宅基地使用权未流转为前提，由农户依托自有农房发展乡村产业以实现增收；农户既可以自主经营，也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协作经营。利用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发展牛、果、菜等农业特色产业，实现农户自主创业与资源就地转化。其核心优势在于决策灵活、成本可控，农户可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调整经营业态，不依赖外部资本，能够有效保留乡土风貌和民俗特色，增强经营项目的差异化竞争力。例如，浙江省嘉兴市的墅丰村农户利用闲置农房经营农家乐、民宿，浙江省宁波市的虹桥村则通过农户合作运营民宿，形成合作发展模式。该模式既保留了家庭经营的灵活性，又通过集体协作弥补个体经营短板，确保农户能够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共享发展成果。

委托经营盘活利用模式委托经营模式下，农户与村集体签订委托流转协议，明确租金或分红方式，村集体统一办理流转、对接投资，并以自己的名义与投资方订立合同，通过租赁等方式对闲置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形成“精准盘活，整村运营”机制，让农户实现闲置资源的托管运营与资产化收益。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村集体的桥梁作用，破解农户谈判能力弱、资源分散难以规模化盘活的难题，实现闲置资源的集约化、规范化利用。该模式主要应用于民宿开发、乡村文旅和产业空间等领域，通过厘清资源状况、签订委托协议、实施改造运营的方式，在保障农户资源流转话语权的同时，实现资源的精准匹配与高效利用，构建起农户权益保障、集体统筹服务、投资者便捷经营的三方共赢格局。

合作经营盘活利用模式合作经营模式强调政府、村民、企业三方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经营与共享收益机制。其中，政府负责整合数据、协调各方；村民通过出让宅基地使用权、劳动服务等方式获取“基础租金+经营分红十就业收入”多元收益；企业获取使用权，通过改造升级闲置农房、引入电商、文旅资源、打造产业链的方式实现创收。同时，多元联动合作经营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在基础服务和制度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乡村资源的市场化盘活利用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上述3种“共享村居”盘活模式虽然在地方试点取得显著成果，为闲置资源盘活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选择，但在实践中，这些模式仍面临更深层次的法律与治理困境。

二、“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面临的困境

各地试点实践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深层次的制度与法律困境。基于对全国范围内主要试点的政策梳理与考查，以浙江省为典型例证，根据调研取得的2514份有效问卷与访谈反馈，将各地试点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抽象概括为产权、制度、治理3个层面。

产权桎梏：农村宅基地及农房的权利体系不完善

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界定是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利结构的基础命题，直接关系资格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属性和制度塑造[5]。《土地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尽管《民法典》规定所有权由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但实践中，法律对“集体”界定不明，实践中村委会、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均可代表行使，易导致代理失范甚至“强行流转”。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行使主体也会导致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纠纷中农民集体权益受损，出现“人人有份、人人无权”的主体虚置现象。其次，我国实行“房地一体”确权制度，将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合并登记，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6]。除了受让主体受限，宅基地抵押权也严格受限，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流转效率与市场价值进一步降低，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有效的价值转换。此外，宅基地流转后的用途也受到严格监管，要求流转后的宅基地必须继续用于住宅建设，不得改变用途，这进一步限制了宅基地流转的灵活性和经济价值的实现[2]，形成“有资产，无资本”的结构性困境。

同时，农村“房地一体”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基础性前提，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实现宅基地全覆盖的确权登记。产权不完整直接导致了权利体系的不完善，进而阻滞了盘活利用的市场化进程。在未完成确权登记的情况下，成员权与用益物权无法在法律层面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分离。农户在流转时，难以将具有财产属性的“用益物权”从身份依附性的“资格权”中剥离出来单独处分。

对于社会资本而言，投资行为高度依赖权利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当流转来的宅基地使用权因确权不到位而面临权利瑕疵时，社会主体往往不敢轻易接受流转，或仅能接受以租赁为主的短期合作模式，这直接限制了投资规模和经营业态的创新。实践中，因确权不清引发的司法纠纷时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主体对参与盘活的顾虑。产权的残缺，对于“共享村居”这种强调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营的模式而言，构成了根本性的障碍。因为无论是合作建房中的产权分割，还是长期租赁中的权益保障，都高度依赖于初始产权的清晰界定。这种残缺的产权往往导致土地市场效益功能难以发挥，并通过价格显化，表现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发流转价格远低于国有土地的流转价格。此外，不完整的土地产权也会负向影响对土地的投资和土地配置效率，这在现实中有很好的辨识度[8]。

制度转化：地方智慧未能上升为体系化安排产权制度的模糊不仅导致了权利界定困境，也直接影响地方智慧的制度化进程。宅基地退出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9]，是农户自愿放弃宅基地的使用权，将其交还给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宅基地退出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以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共利益的实现[10]，浙江省在农村土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根据区域特色，浙江省探索出了嘉兴“两分两”、义乌“集地券”、德清“三权分置”流转证以及绍兴（上虞）统一托收等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实践模式。通过宅基地流转累计激活闲置农房2.5万宗、637.2万平方米，2.5万栋沉睡农房被唤醒，发展为精品民宿、文创空间、康养基地等新业态，带动农户就业43196人，分别带动村集体、农民年增收5.72亿元、9.46亿元。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6391元，同比增长10.7%[11]。上述四类典型模式虽在地方实践中成效显著，但尚未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推广，相关地方经验也未能上升为体系化的制度安排。

治理困境：政策驱动与法治支撑不足宅基地治理的规范化，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支撑。从地方实践层面看，试点中诸多改革措施会突破现有法律规定或遇到现有法律无法解释的情况，需要国家相关立法及时跟进，以确保在宅基地政策推进过程中政府能依法行政，其他社会主体能依法行事[12]。当前，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农房流转实践主要呈现出鲜明的“政策驱动”特征，而非基于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规则”开展治理。这种治理模式虽能在短期内释放制度红利，快速回应社会实践需要，但也造成法律预期模糊、监管职责界定不清等问题。政策的灵活性虽有助于实施宏观调控、引导市场资源合理配置，但因其缺乏相对稳定的权利义务架构，一旦政策调整或发生流转纠纷，市场主体面临巨大法律风险，且因缺乏成文法明确规定，权利救济往往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尽管国家政策为制度改革方向指引，但在租赁契约规制、合作建房产权界定、入股模式法律适用等具体操作上，仍缺乏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规范支撑，导致制度供给不足。

因此，如何将现行有效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保障制度连续性，是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农房流转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覆盖流转全过程的监管规范，构建权责法定、公开透明的流转监管框架成为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这一框架的核心是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及监管方式，国家公权力介入乡村新经济活动时，既要防范行政过度干预导致市场僵化，也要规避监管缺位引发的市场失序，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公权力介入乡村私权利领域的边界与合法性基础。

三、“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法治因应

对于各地试点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单纯的局部试验与政策引导已难以满足其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需求。要破解产权桎梏、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的治理困境，实现闲置宅基地及农房从“冷资产”到“热财富”的根本性转变，需要探索一条从产权界定、契约规范到监管治理的系统法治化路径。

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物权法律阐释与制度落地

当前实践中，“三权”权利内涵不清是制约盘活效率的深层法律障碍。为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破解宅基地所有权主体虚置问题，创新资格权实现方式，设立资格权交易底线，建立宅基地指标有偿调剂、宅基地有偿选位和有偿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制度[13]。应在《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基本框架下，进一步厘清其法律属性与权利构造，推动政策表述向法律规范转化，具体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推进：一是明确宅基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与程序机制，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行使，以防所有权虚置与代理失范。并规定所有权人在行使重大权利（如规划、收回、收益分配）时，须经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保障“村民自治”，防止权力滥用。二是应在法律中确立农户的宅基地资格权不可流转、不可抵押的基本原则，并构建有条件、有程序的有偿退出机制[14]。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是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前提。建议突破现行流转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制度约束，探索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前提下跨村流转，以回应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15]。三是将宅基地使用权分为自用使用权与流转使用权，赋予后者更完整的用益物权属性，支持其通过转让、抵押、入股等方式入市，并配套统一的权利凭证，打通银行抵押融资渠道，充分激活其财产功能，实现保障功能与财产功能的有机结合，释放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以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16]。系统回应“三权分置”下的权能配置与登记问题。

针对宅基地确权滞后对“共享村居”模式造成的产权障碍，亟须以2027年前全面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为契机，构建权属清晰、权能完整的制度基础。登记档案是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工作的重要成果，是确认农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重要凭证，因此需将农民签字盖章后的档案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归档分类管理，实现证书与档案同步，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同步，为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确认保驾护航[17]。

同时，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将确权成果及时转化为清晰的权责关系，进一步区分“资格权”与“使用权”，引导农户实现宅基地高效有偿退出，为稳定社会预期提供法治支撑。化解“共享村居”模式中合作建房产权分割、长期租赁权益保障等核心难题，使“共享”立足于清晰的权利基点，激活闲置资源，推动构建乡村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营新格局。

规范共享实践的契约体系与治理准则针对当前共享村居实践中存在的契约文本不统一、治理机制松散等问题，需以地方试点经验为依托，推动构建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将处于碎片化的地方创新成果提炼成为可供参考的一般性模式，实现契约治理与政策体系的深度融合，完成从“地方智慧”到“制度共识”的跨越。

依托现有实践经验，加快构建标准化的合同指引体系与运营管理规范，明确操作准则与契约规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出台闲置宅基地开发利用合同示范文本，明确闲置宅基地利用期限、交易价款支付、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约定提前收回的条件、补偿方式、使用权届满续期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处理方式，明确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18]。

在治理机制方面，可构建“村级协调-乡镇审核一县级备案”三级联动体系，发挥村集体在资源整合、主体对接、合同鉴证以及过程监督中的基础性作用。

乡镇政府重点履行审核与指导职能，确保项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县级主管部门参与备案管理、政策配套和风险监测工作，开展效果评估和制度调适，防范潜在的社会、经济和法律风险。

为确保市场的可持续性，我国还应建立更加灵活的退出与调整机制，如制定法律实施细则，增加关于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具体规定，包括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退出程序、补偿标准、救济途径等内容。在制定自愿有偿退出补偿标准的过程中，需立足各地具体情况结合市场因素，综合考虑补偿金额，灵活制定补偿标准，做好安置保障，避免社会资本因退出不畅而产生投资顾虑[19]，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规范有序的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盘活利用新格局。

构建协同包容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破解宅基地盘活“政策先行、法律滞后”的困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灵活多变的“政策驱动”向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主导”转型。一是要确立权力清单，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权利内涵与边界。尤其应确立“使用权”的独立物权属性，界定其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能，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同时，要建立健全宅基地交易市场，参照城镇住房交易模式，在县（区）、乡（镇）成立专门的宅基地及农房流转与交易的公开市场，并提供宅基地及农房流转相关信息与管理服务[20]。二是为解决监管主体及监管方式不明问题，既要防范行政过度干预导致市场停滞，也要规避监管缺位引致的市场失序，加快构建精细化、差异化的监管体系。建立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流转的具体情形与相关主体。在负面清单之外，则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在法律框架内平等协商、自由流转，以此最大限度激活市场活力，同时确保宅基地的合理利用与风险防范。三是通过分级备案的差异化程序性规定，提升宅基地使用权市场化流通效率，针对将宅基地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实施简易备案制；针对流转给外部工商资本或用于经营性用途的，实施严格的审批与风险评估制，并协同运用遥感监测、大数据平台、社会监督等手段，将监管重心由“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放活”与“管好”的有机统一，确保农地农用，坚决遏制“非农化”倾向，为乡村振兴提供既包容又安全的法治环境。

四、结语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持续转移，闲置宅基地规模逐年扩张，该类资源已成为亟待激活的冷资产。“共享村居”既是这一背景下的有益探索，也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命题。本文立足浙江省“共享村居”的试点经验，从现行模式、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径3个维度，系统剖析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盘活机制。

就试点情况而言，试点村在实践中形成了“自主经营盘活利用”“委托经营盘活利用”“合作经营盘活利用”3类主要模式，为其他村落盘活闲置宅基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目前仍存在试点经验提炼不足、地方智慧尚未上升为体系化制度安排、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未来，闲置宅基地盘活更应聚焦于“如何通过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使农户获益”而非简单的“是否流转”的问题。这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明确“三权分置”的权利边界，规范盘活闲置宅基地的程序，从而构建协同包容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与此同时，也要回归农民主体地位，尊重乡村发展规律，让农民在资源盘活中拥有话语权，将制约乡村振兴的“冷资产”，真正转化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热财富”。

 

 

关于新时代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现状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财政档案记录财政经济的发展历程，是财政经济发展史的主要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财政档案既是经济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合理编制年度预算、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统筹配置财政资金、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制定财税优惠政策的重要数据支撑。随着财政业务趋于精细化管理，财政预算一体化改革不断深入推进，无纸化办公、线上审批、电子存档成为财政管理的主流形态，传统人工整理、纸质存储、线下查阅等旧的档案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财政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从进一步规范财政系统档案管理工作的角度出发，对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以期实现提升财政档案规范化、信息化、科学化的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财政档案在预算管理、资金监管、民生保障、项目建设、财会监督中的重要作用的目的。

一、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

近年来，由于财政档案的社会关注度逐渐升高，各级财政部门开始重视档案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及《机关档案管理规定》《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行业管理规定，逐步建立档案管理基本运行机制，积极开展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档案收集范围逐渐扩大，财政档案由以前的只收集会计档案，逐渐扩展到重要公文、预决算报表、国库集中支付凭证、专项资金账表、国有资产管理资料、政府采购资料、项目评审资料、工资统发资料等各类日常业务档案的收集，完整地建立起包含财政业务全链条、工作全领域的档案资源。二是常态化管理秩序逐步走向正轨，积极开展档案收集、整理、装订、保管、查阅等基础性工作，能够满足日常业务查阅、上级巡察检查等基本工作需求，发挥了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三是档案利用价值逐渐显现，完整规范的财政档案成为财政资金来源、政策落实佐证、年度工作总结、巡察审计整改、历史数据比对的重要原始依据，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四是信息化建设初见端倪，为顺应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大趋势，部分单位率先开展存量档案电子化扫描录入工作，逐步推动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同步形成、同步收集，档案查阅调取效率得到一定提升，财政档案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五是成立专门的档案机构并聘请专业管理人员，

以前档案管理机构大多与办公室合署办公，档案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人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情况时有发生，阻碍了档案管理的健康发展，只有成立专门的机构和聘请专业人员，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能担起财政档案管理的重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思想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由于受固有观念的影响，领导层仍然认为档案整理属于财政部门的辅助性、边缘性工作，都是苦差事，干不出成绩，没人愿意分管领导。还有一部分财政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只注重如何走完业务流程，忽视业务相关文件和佐证材料的同步收集整理，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固有思想，单位内部动员会虽然已经将档案管理纳入常态化重点工作来部署，但是大部分干部档案归集责任意识淡薄，认为档案整理归集是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主动收集、主动归档自觉意识不强，很可能会出现重要资料丢失、遗漏、延迟归档等问题，从源头上制约档案管理工作的提质提效。

（二）管理制度不健全，流程标准不具体

目前的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制定的较为笼统，缺乏根据财政业务的特殊性和保密性等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实际的专项管理制度，针对财政业务特点和档案归集范围、分类标准、保管年限、移交时限没有统一的制度规定，工作人员开展档案整理工作，全凭个人经验，随意性较大。档案借阅登记、查阅审批、涉密管理、到期鉴定销毁、档案移交转接等操作流程缺乏细化的规范，存在借阅无层级审批手续，借出无明确归还时限，私自复印涉密资料，超期档案长期占用库房等诸多问题，关键环节存在制度空白，难以实现财政档案标准化、常态化、规范化管理。

（三）档案整理不规范，业务归档不负责

一是整理装订随意性很大，档案材料排序没有逻辑性，装订顺序颠倒；关键附件收集不齐全，缺少会议纪要和审批要件等；档案目录信息填写不全，无法快速查找档案。二是档案分类标准不统一，部分财政部门在档案整理过程中，未严格按照行业档案分类标准精准划分档案门类，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年份、不同科室的档案随意合并装订的现象，为档案的后续查找、调取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三是归档时效性滞后，常态化即时归档落实不到位，大部分工作人员存在日常拖延、年终集中突击整理归档的现象，档案管理人员短时间内整理大批量资料，容易出现装订错误和资料遗漏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财政档案整体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四）数字化建设滞后，档案信息化进度慢

目前，大部分财政部门的档案仍以传统纸质档案保管为主，历史存量档案数字化扫描和分类建档案的工作量大，受诸多因素影响，大多数老旧历史档案仍然按原有的方式存放，电子化改造推进缓慢。另外，新增业务电子档案未实现实时同步归档。虽然当前财政主要业务都在预算一体化平台上办理，但是平台与档案管理系统没有有效衔接，无法实现电子档案实时自动归档的机制。最后是对于重要的财政业务，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也未能实现双轨制同步归档，出现两类档案归档不同步，内容不匹配等现象，无法实现财政档案的数字化管理。

（五）硬件设施不健全，安全管理隐患大

部分财政部门对于档案硬件和安全管护方面专业性不强，首先，没有配置专门的档案库房。部分财政单位没有建立专用财政档案库房，只能将档案临时存放于办公用房、闲置会议室、杂物储物间等简易场所，没有专人管理库房，其他人员随便出入，既不利于日常整理调取，也无法满足档案长期保管的基本条件。其次，档案安全防护设施配置不齐。合格的档案库房必备的防潮设备、灭火器材、防尘设备、温控设备等，防护设施配备不全、数量不足、老化失效现象突出。长期存放会缩短档案的保存年限，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最后是库房日常管护流于形式。缺乏完善的库房日常巡查管护制度，未定期监测记录库房温湿度变化情况，未定期开展档案除尘、防虫、防潮等养护工作，档案日常管护流于表面，重存放、轻管护问题突出。

（六）管理人员配不齐，专业素质差距大

当前财政部门普遍存在没有专职档案管理人员的现象，档案管理工作大多由办公室或后勤人员兼职完成，也没有设置专门的档案管理岗位，兼职人员日常承担大量办公室业务，难以专心投入档案管理业务中，无法保障档案工作正常开展。另外，档案兼职人员流动性大，兼职人员一般业务能力较强，调转和更换比较频繁，新手不熟悉财政档案的管理工作，容易出现档案管理工作脱节，影响档案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后，档案专业培训计划安排不足，财政档案的特点是专业性和政策性较强，存在培训需求。行业部门一般是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很少组织财政档案培训，档案管理人员主要依靠自行摸索或老员工的

口口相传开展业务，其专业水准和实践能力无法达到财政档案管理的要求。

三、改进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

对于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地位，要从思想认知上开始转变。首先，要明确财政部门负责人是档案工作的主要责任人，把握档案工作的方向；分管领导主抓具体工作落实情况，定期召开档案管理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档案建设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提升档案工作在部门中的整体地位。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正确的理念。依托财政部门各种业务培训的契机，开展档案相关规定及财政档案管理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学习，彻底转变广大干部职工“重业务、轻档案”的旧思想、旧观念。最后，要明确各业务科室的归档职责，严格执行谁经办业务、谁收集整理、谁移交档案的工作原则，做到业务完成、档案归集同步完成，从源头杜绝资料积压、遗失、遗漏问题的发生。

（二）健全制度体系，实现闭环管理

制度健全是事业稳定运行和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它保证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降低风险、提升效率。首先，构建财政档案管理制度体系。结合本地财政业务实际，修订并完善适合行业实际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部门在修订制度的过程中要担起重任，主动牵头组织各科室梳理本科室业务，形成业务资料归档清单，精准细化不同业务门类档案的归档内容、整理标准、移交时限、保管年限等内容，对于新增的财政业务，要及时更新归档清单，让全体工作人员开展档案整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其次，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档案部门要牵头组织各科室一起研究并制定档案操作流程，明确每个环节的操作步骤，厘清各操作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逐步细化完善档案工作全流程的操作规范，保证规范的完整性、可操作性，实现财政档案全流程闭环式规范化管理。最后，加强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明确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责任人，定期根据制度和操作流程对日常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约束和规范档案从业人员的管理行为，杜绝制度架空、执行走板的情况发生，推动财政档案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发展的轨道。

（三）统一标准规范，提升归档质量

科学合理的标准规范，能为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提供保障。首先，精准制定档案科学分类标准。按照国家机关档案分类及财政行业档案管理的统一标准，结合国家档案局推行的“三合一”制度，将财政档案精准划分

业务门类，减少档案管理从业人员的主观臆断，从源头解决档案分类不清的问题。其次，将档案整理实操规范统一。全面统一财政档案案卷编号规则、卷内目录填写标准、页码编制方式、材料排序顺序等项目，组织全体档案从业人员统一学习实操标准，确保全局上下档案整理口径一致、格式统一、样式规范，全面修订档案整理的各类细节性问题。最后，落实常态化即时归档模式。坚决抛弃年末集中突击归档的落后管理模式，建立常态化的归档工作机制，明确各科室每月定期梳理并汇总本科室形成的业务档案，及时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保存，按部就班地完成档案归集整理工作，切实保障档案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

（四）推进管理转型，建立数字档案

首先，将存量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转换。聘请专业数字化服务团队，严格依据《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等行业管理规范及工作标准，稳步开展历年存量海量财政纸质档案高清扫描、图像处理、格式统一、条目著录、分类挂接等数字化加工工作，逐步实现老旧历史档案全部电子化存储。其次，搭建财政专属智能电子档案管理平台。依托财政现有的业务系统资源，整合财政业务系统数据端口，配合档案的自动归集、智能分类、多维检索、数据统计、生成报表等功能，实现财政业务电子档案自动同步归档保存，业务系统与档案系统能做到数据交互，减少人工报送数据的遗失和纰漏等问题。最后，严格落实电子纸质双轨制归档管理。明确所有重要财政业务档案必须同步形成规范纸质档案与标准电子档案，做到两类档案内容一致、信息同步、保管同步，健全电子档案审核校验机制，定期核对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的信息差异，确保双套档案真实完整、准确对应。

（五）完善硬件设施，坚守安全底线

首先，要结合财政部门自身的业务规模和未来规划，建设标准的财政档案库房，合理划分功能区，库房有专人管理，与档案管理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出，打造安全的档案管理库房。其次，配置全套的安全防护设施，根据档案安全保管标准，足额配备各种安全防护设施，全面改善档案保存管理的环境，预防各类安全问题的发生。最后，要建立库房常态化管护机制，要安排专人每天监测记录库房温湿度数据，做好库房的日常清洁工作，定期开展库房除尘、防虫措施和设备检修工作，保障财政档案资源的安全使用。

（六）强化专业队伍，提升业务能力

加强专业管理人员的素质是档案管理的重中之重，首先，要结合本单位档案管理的工作现状，合理设置档案管理岗位并明确各岗位职能和责任，固定专人负责档案的相关工作，杜绝频繁调动岗位，以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其次，要加大专业培训力度。制定年度财政档案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档案从业人员参加档案相关知识的培训；同时积极组织优秀档案管理人员外出学习先进地区财政档案管理的优秀经验与做法，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工作思路。最后，建立内部档案交流学习机制。定期组织档案从业人员开展内部业务交流研讨活动，互相交流整理经验、梳理归档难点、解决日常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全面提升档案从业人员的专业实操能力与综合管理水平。

四、结语

综上所述，财政档案是记载财政发展历程的重要原始史料，现阶段财政档案管理已经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但还有个别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在新时代全面数字化的形势下，财政部门必须认清档案管理的战略意义，正视现存问题和短板，以全面数字化为发展方向，推进全链条管理体系，切实管理好、保存好、利用好财政档案，以现代化高质量档案管理护航地方财政事业稳步前行，为地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贡献力量。

 

 

广东利用外资新特征与高水平开放新探索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投资格局正经历深度调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下滑，2025年有所回升但复苏基础脆弱，主要经济体引资竞争白热化，国际资本流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全球资本流向与资源配置逻辑发生系统性变化。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5，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利用外资和开放发展的重要窗口。面对全球投资格局的深度调整，广东利用外资形势如何？呈现出哪些新特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实践经验？未来我国如何持续高质量利用外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广东部分外资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调研。

一、现阶段广东利用外资的四个新特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利用外资完成了三次历史性跃迁。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依托毗邻港澳区位优势与先行开放政策红利，以“三来一补”为引资突破口，粤港澳三地形成“前店后厂”产业协作模式，吸引了大量港澳台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打下外向型经济发展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12年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广东大规模引入发达经济体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重心转向重化工业与高端制造业，外资与本土产业的配套关联度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广东引进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从单纯的生产投资方转变为本地产业链、创新链和市场生态的深度参与者。截至2025年底，广东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超过60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50多家在粤布局投资。广东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来源结构、投资方式与空间布局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四个鲜明特征。

产业引资分层升级的特征尤为明显。先进制造业领域外资持续扩容，“十四五”时期广东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从2021年的16.9%上升至2025年的25.9%，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外资占制造业领域外资比重为32.8%；现代服务业担当引资主力，2025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达783.5亿元，占全省引资总额的69.5%。仅在深圳前海，集聚外资企业就超1.3万家，知识密集型服务生态加速成型。近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和竞争力变化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外资有序撤出，但“十四五”时期累计新设外资企业11.38万家，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1.3%，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低端产能有序退出与高端增量持续引入同步发生，外资结构动态调整成为常态。

外资来源多元互补特征更加显著。港澳资本依托地缘相近、制度衔接的独特优势，重点布局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配套环节，仍是引资基本盘，占比稳定在七成以上。截至2025年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集聚港资企业超1.1万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突破8000家。欧美资本则集中投向高端制造、研发中心与功能性总部。“十四五”时期，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比稳步提升，新加坡、德国对粤投资比“十三五”时期分别增长1.5倍、2.3倍。调研发现，最近几年，来自新兴市场的投资增势较快。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资本更多聚焦能源合作、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新赛道。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等中东主权基金开始以“资本+产业”方式深度参股广东新能源、金融和科技企业。

外商投资方式呈现存量深耕、轻资产化、研发本地化新特点。“以存量带增量”已成主流。华南美国商会今年最新调查显示，95%的受访企业表示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我们在奥地利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企业已扎根佛山近30年，从合资工厂升级为中国总部，堪称外资持续加码存量市场的典型样本。跨国企业当前更倾向于低固定资产投入的轻布局方式，依托技术、品牌输出开展合作。法国威立雅输出环保技术与服务，日本永旺推行品牌与运营体系的标准化输出，好市多、奥乐齐等外资零售商入华策略普遍转向轻资产化。“十四五”末广东累计引进外资研发机构540家、研发总投入150亿美元，采埃孚广州技术中心、巴斯夫一体化技术中心、西门子能源深圳创新中心、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埃克森美孚大亚湾研发中心等相继落地，研发本地化正成为常态。

外资空间布局呈现全域拓展、区域联动新格局。珠三角地区始终是外资主阵地、强磁场，2025年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省约93.9%，南沙、前海蛇口、横琴三个自贸片区以万分之六的面积贡献了近1/4的外资总量。调研发现，如深圳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一两天内做出原型机的全球罕见协同效率，成为吸引外资不可替代的生态支撑。“十四五”时期汕头新增外资企业285家，较“十三五”时期增长10.5%，实际使用外资年均增长25.4%，侨资占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80%。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托比亚迪龙头效应，吸引法国佛吉亚、美国李尔等全球汽车零部件企业就近配套，实现整车与零部件同园布局、联动发展。在珠三角外资发展带动下，粤东西北引资明显提速，外资布局呈现清晰的功能分化。珠三角主要承载高能级、轻资产的研发型、总部型、服务型外资，粤东西北则主要承载重资产的生产制造型和产业配套型外资，顺应外资成本优化和产能备份需求，产业梯度转移特征更加明显。

二、新形势下广东利用外资固稳促优的有益探索

当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浪潮拍岸而来，跨国资本的选择标准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供应链稳定性、政策可预期性、市场可及性成为投资决策的核心考量。我们调研在粤投资的德国企业时发现，70%的受访企业选择扩大投资，首要原因是广东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及配套能力、超百万高技能人才储备与高效基础设施，供应链效率为东南亚地区的2倍以上。与此同时，广东自身也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红利逐步消退，依赖税收减免、低价供地的竞争模式难以为继，亟须以高端外资补链强链延链，引资逻辑必然从政策优惠转向生态优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广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持续推进系统性开放创新，探索形成一套利用外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做法。

以制度型开放打造稳定可预期营商环境。从破除隐性壁垒，到再造审批流程，再到拓宽准入边界，广东以制度型开放降低的不只是企业看得见的交易成本，更是看不见的不确定性预期。率先出台《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更好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累计修订或废止内外资不一致的法规文件133项，从制度源头拆除隐形门槛。针对项目落地慢难题，广东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拿地即开工”，湛江为巴斯夫投资项目建立多层级专班服务机制，创新“告知承诺+容缺后补”模式，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60%以上，刷新了巴斯夫全球同类重化工项目的落地速度纪录。在市场准入层面，横琴、前海蛇口、南沙三个自贸片区率先实现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清零，并加快推动医疗、电信、金融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截至2026年6月，南沙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累计开立账户近万户、资金汇划超6万亿元，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自2022年试点以来引进外资超4.5亿元，跨境资金流动效率大幅跃升。

以产业链精准招商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针对早期引进项目配套缺位的痛点，广东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编制产业链招商图谱，构建“产业链招商专班+跨国企业直通车”常态化机制，以龙头项目为磁极，吸引上下游企业“抱团落户”、集群发展。调研发现，湛江成立专项招商专班，围绕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开展链式招商，吸引50多家规模以上石化企业“隔墙供应”，就地形成年产值超1200亿元的全链条石化生态，协同成本大幅降低。为让产业链招商落到实处，广东打出要素保障、平台搭建、资本赋能的“组合拳”：南沙发布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2.0，打通高端人才执业通道，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精准邀约，签约项目从2022年的853个跃升至2025年的2073个；创新“产业链+链主企业+产业基金”联动机制，以资本为纽带，实现“引一只基金、带一批项目”，加速产业集群成型。从“捡到篮里都是菜”到“按图索骥精准引”，广东的招商逻辑发生根本转变，产业链招商让外资企业不再担心“孤军深入”，也让广东产业升级获得链条式跃升的强大动能。

以协同创新生态推动外资深度融入本地创新体系。过去，广东引进外资以生产制造环节为主，外资企业普遍将核心研发、技术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保留在境外总部，导致制造在内、创新在外。立足本土产业升级与外资本土化研发的双向需求，广东从政策保障、载体搭建、生态配套三向发力。在政策端，出台支持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专项奖励政策，对跨国公司在粤外资研发中心提供最高500万元奖励，真金白银支持外资研发功能落地，并明确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平等参与省级重大科技项目和行业标准制定。在载体端，推动外资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阿斯利康真实世界研究联合实验室，相关负责人直言，“广东丰富的临床资源与成果转化机制，是落子的关键”。在生态端，广东实施“人才优粤卡”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顺畅。从政策托底到载体搭桥再到生态留人，广东以三位一体的开放型创新生态，让外资研发中心从“在中国生产”转向“与中国共创”，不仅把技术“引进来”，更让技术“长出来”。

以数字化赋能构建外资全生命周期服务新生态。外资工作体系涉及多部门、多层级、多场景协同，长期面临一些卡点堵点。过去招商信息碎片化让一些企业选址如“大海捞针”，审批环节串联运行让跨国项目“等不起”，诉求响应分散化让企业遇到问题“不知找谁”。广东应用数字化手段，逐一打通卡点堵点，打造覆盖外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在招商环节，上线“投资广东”数字化平台，整合全省超6000项招商信息，实现招商资源“一屏统览”；在审批环节，实现全面“一网通办”、“一日办结”。深圳前海率先实施“AI+产业资金”审核，让企业享受“零跑腿、秒反馈、极速到账”体验；政策服务由人工跑腿转为数据流转，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深圳“深i企”推出“外企驿站”专栏，广州“穗@i企”上线政策智算器，黄埔“埔企通”整合38个平台提高解决诉求效率。如今，广东服务效能从以天计算变为以秒计算，跨国企业感受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被看见、被响应的确定性预期。

三、从广东利用外资实践看中国高水平开放新路径

广东的发展实践是一个观察外资流变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利用外资经历的深刻转型。当前，我国利用外资正由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和质量升级深化。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32.3%，比2020年提高3.7个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外资企业万家，同比增长27.2%。这既反映出我国战略性产业投资赛道的国际吸引力和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也折射出外资对华投资策略的结构性变化：传统劳动密集型、成本驱动型等低附加值产业领域外资逐步流出，部分出口导向型制造环节向中国周边经济体布局，而匹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外资加快流入。

放眼全球，当今国际投资布局正经历深度重构，涵盖空间布局、技术迭代、生态重构、制度适配等多维度变革，本质是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系统性调整。这轮重构对我国而言，既是严峻考验，更是不容错失的历史窗口。要把握发展主动权，就必须跳出地方招商“内卷”和单纯税费让利的路径依赖，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全球生产力布局重构、科创中心东移、产供链重组、资本再配置等大变局，着力锻造不可替代的战略优势，将挑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立足全球生产力布局演进趋势，构筑全产业链协同的竞争优势。全球生产力布局正加速向区域化、集群化、多中心化方向演进，产业分工从垂直梯度转向产业链片段化、区块化，产业承载能力成为吸引布局的关键变量。我国拥有全球唯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大规模市场纵深、东中西部产业梯度分布三重叠加优势，这是应对全球生产力布局重构的最大底气。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胜势，需要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在区域协同上求突破，东部聚焦高端创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中西部利用资源优势承接配套产能，统筹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既为不同类型外资提供差异化承载空间，又利于防止产业空心化。二是在嵌入全球网络中求主动，以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强大配套能力对接区块化布局需求，巩固产业核心枢纽地位，引导外资布局更高附加值环节。三是在内需牵引上求实效，推动外资加快转向“在中国研发、为中国生产、与中国共创”新模式，依托超大规模市场迭代升级带动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抓住全球科创中心东移机遇，塑造开放型创新生态优势。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正呈现多极化扩散、重心逐步东移的长期态势，这是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机遇。在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一实验室研发转向跨境协同、场景驱动的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的开放度决定竞争力。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已达2.8%，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这为吸引外资研发中心、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科技创新资源东移提供了理想落脚点。将创新生态优势转化为持久引力，需主动承接东移创新资源，推动利用外资向引资、引技、引智深度融合，实现外资功能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跃升。一方面，要进一步打通内外协同通道，破除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壁垒，推动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另一方面，要着力打造转化首选地，依托场景与配套优势，推动外资研发中心深度融入本土创新体系，形成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汇聚、内外资创新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

顺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巩固中间品贸易枢纽优势。当前，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成为各国核心关切，中间品已取代终端消费品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形态。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生产国和贸易国，我国拥有覆盖全产业门类的供给体系，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化工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这是保持供应链枢纽地位的关键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独特优势。要强化全链条供给能力，推动中间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增强关键核心中间品自主供给能力，以供给优势强化不可替代性。构建区域产业生态，深化与周边经济体协作，引导跨国企业将中国作为区域供应链“锚点”长期布局，增强区域产业黏性。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及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中，推动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规则体系，使中间品贸易优势持续转化为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制度竞争力。

顺应全球贸易投资安全优先新逻辑，增强发展环境确定性优势。当前地缘博弈持续加剧，全球投资壁垒有所增加，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增长6%，但复苏基础脆弱且不均衡：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长11%，而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连续稳定的宏观政策取向、持续优化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共同构成吸引全球资本的确定性优势，成为全球投资波动中的“稳定器”。要以制度型开放铸就全球资本“确定性锚点”，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坚持开放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层次安全的良性互动。要持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制度稳定性吸引长期产业资本与高端要素集聚，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全球品牌。要健全规范透明的安全审查机制，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联动，持续巩固我国作为全球跨国投资“避风港”的地位，在全球贸易投资格局重构中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

调研手记：

一部广东利用外资史，就是半部中国开放志。从“三来一补”的低成本资源驱动，到制度型开放的规则引领，40余年潮起潮落，外资在广东的发展变化，折射的不只是引资策略的迭代，更是一个大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主动塑造历史的战略筹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重资产到轻资产，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再到本土创新链，这些“有出有进”的资本流动，不再是简单的腾笼换鸟，而是从要素套利的旧剧本，走进了共创共赢的新篇章。外资不再像候鸟，逐暖而迁、天冷便走，而是像林木，把根扎进土壤。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更是技术、研发网络和长期主义。这背后，是我国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策源地的整体跃迁，是全球资本对中国从成本洼地到价值高地的战略重估。当全球资本不再只是“来到中国”，而是争相“扎根在中国、创新在中国”，我国对外开放才能真正完成从被动融入者到主动塑造者的历史性跨越。

 

 

何以安徽

 

近年来，全球汽车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中国一个中部省份的逆袭崛起，格外令人瞩目：2025年，安徽省汽车产量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179.41万辆，汽车（含底盘）出口量122.8万辆，三项核心数据全部跃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领跑态势进一步巩固。

与此同时，一套国内链条完备、集群密度高、内外市场双向畅通的现代化汽车产业集群已然成形。全省集聚7家整车企业多元布局，3600余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共生配套，合肥、芜湖“双核”联动，16个市差异化协同发展2025年，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20%，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做汽车强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置身全球汽车产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徽以一组组硬核数据，交出了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人们不禁追问：何以安徽？

近期，经济日报调研组深入皖江、淮河两岸产业一线，走访整车龙头和专精特新配套企业、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行业主管部门，梳理安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脉络，解码产业突围的实践经验与底层逻辑，研判产业现存短板和长远发展路径。

战略定力：谋势布先，子落盘活

目前，全国每生产9辆汽车，有1辆是“安徽造”；每生产8辆新能源汽车，有1辆是“安徽造”；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安徽。安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汽车第一大省。

安徽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其核心密码，是超前敏锐的战略预见和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锚定制造强国、汽车强国战略目标，以长期主义布局大势、以连贯政策筑牢底盘、以久久为功积累胜势，最终实现从跟跑追赶向全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业上下游链条长、带动作用强，有“工业中的工业”之称。曾经，汽车工业是安徽驶入工业化进程的强劲引擎。

20世纪60年代，长江北岸的合肥市，靠着东拼西凑的设备和各方支援的技术工人，手敲肩扛造出“江淮”2.5吨载货汽车；

20世纪90年代，长江南岸的芜湖市，毅然卖掉当时最赚钱的水泥厂筹来资金，在“小草房”里启动轿车项目。当年，奇瑞出产的“国民车”QQ，定格了众多中国家庭拥有第一辆车的时代记忆。

21世纪初，正值产业分化的关键阶段，安徽深刻洞察产业变革大势，主动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窗口期，率先将新能源汽车确立为主导产业。

10多年来，安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即使在行业下行周期依然持续加码产业投入，不盲目更换赛道。坚持以新能源汽车为主攻方向，统筹燃油车升级、商用车迭代、全品类汽车提质，跳出单点产业思维，形成全域汽车产业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0月考察安徽时，要求我们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省委书记梁言顺说，安徽将新能源汽车置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位置，推动品质向新、品牌向上，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与中国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天时”同频共振。

电动化、智能化浪潮冲破原有技术壁垒，全球汽车产业面临技术体系重构、供应链重组、价值分配重塑的多重变革，这为中国汽车业带来“换道超车”的机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安徽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抢占产业发展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