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篇）2026年3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周明华：

调研当求“深实细准效”1

2.尹双红：

调研越是走深，政绩越会向实2

二、党政机关

3.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湖北大学联合课题组：

传统产业如何焕新升级：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调查4

4.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卢诗晴：

广西金融创新实践探索…11

5.焦作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程铭彩：

立足“一区五城”格局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焦

作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调研报告…19

6.联合调研组：

闽宁协作“海鱼陆养”的探索和启示…23

7.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人民政府曹少龙：

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30

8.蒋丽蕾：

三甲综合医院分院区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33

9.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农业农村局胡倩倩：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与实践路径基于

浙江省庆元县的探索与启示…39

10.中共泗水县委党校高强：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

经验启示以山东省泗水县为例…42

 

11.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向海图强畅水兴豫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与路径思考…44

三、高校

 

12.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帅燕：

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问题与对策研究60

13.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刘清扬：

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66

14.郑州商学院张云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才“回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71

15.杨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驻村第一书记角色适应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77

16.河南科技大学程雅鑫：

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82

17.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李晓敏：

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88

18.山东省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张伟：

中职班主任在班级治理中开展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93

四、企业

19.江苏金湖民泰村镇银行华荣辉：

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对策研究95

20.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付英俊：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00

2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分行赵立敏：

关于农业发展银行深化“五篇大文章”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考以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分行为例…105

22.中信建投期货王贤伟：

 

广西地区铝产业链调研报告…111

23.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朱洪：

品质透明化全周期“焕新”科技赋能关于华润置地“好房子”建设

经验做法的调研报告…114

24.尹锴：

新时期中央施工企业核心文化建设的思考…119

25.中核医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赵宇：

中央企业穿透式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24

五、医院

26.镇雄县旧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吴菊慧：

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129

六、其他

27.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贵州的生动实践”课题组：“暖人文”与“乐经济”的相互交融贵州“村超”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135

28.赛迪研究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6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形势展望142

29.江苏省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龙海燕：

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148

30.辽宁省凌源市蔬菜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李杨：

凌源市农业产业一体化存在问题与对策…156

31.光明日报调研组：

协调发展，且看广东“百千万”…160

32.光明日报本报调研组：

这份答卷，高分！来自乡村一线的调研165

 

 

 

调研当求“深实细准效”

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周明华

（2026年3月26日）

 

“十五五”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者纷至沓来，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调研这活儿，易说做难深。浅了，只见浮萍不见根。为何要往深里走？正定街头摆桌问卷，

是俯身听民意；福建棚户区择酷暑而入，是躬身察疾苦。这不是作秀，是求真——脚踩泥地，方知地厚；身临其境，才知情深。政绩观一歪，调研便成“巡礼”，而“寻理”是为破题而扎根。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调研不深，怪象迭出。有的“经典路线”熟门熟路，盆景看罢，实情依旧三不知；有的“车轮调研”，隔窗察民情，端杯听汇报，凭数据论英雄；更有甚者，问卷一发，座谈一开，材料一收，便觉大功告成。这叫“虚晃一枪”，叫“调研秀”，叫隔靴搔痒。百姓心里透亮：“你们来，我们真说，你们真听吗？”这种镜头多起来，干部不真找问题，群众不找干部——两不相找，调研便成了“巡礼”的注脚。

怎样把调研走深走实走心？说到底，就三句话：真下去、真用心、真办事。真下去，无“规定动作”——走街串巷、路边“摆摊”，都是要奔着察真

问题去的。真用心，须带感情更带脑子，进民巷号民脉。真办事，调研要有回音。只听不办，是形式主义；办而见效，人才掏心。三“真”串起，调研才不虚。

毛泽东同志有个妙喻：调查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似“一朝分娩”。没有怀胎之苦，何来分娩之果？谋划“十五五”，各地都在寻思路、定举措。可思路从何而来？它藏在山川田野的资源底数里，隐于长短板的自知之明中，更在群众急难愁盼的眉头与心间。舍此，所谓的“特色”不过是贴金的标签，而暂存的“比较优势”终成纸上谈兵。

调研这把“金钥匙”，越用越亮。求真，方能摸清实情；务实，才可破解难题；谋远，才得根基永固。深扎之处，思路如泉涌；浮表之地，决策似翻饼。调研走深，政绩向实——这是“十五五”规划的基石。盼更多干部多些“泥腿子”的沉潜，少些“看客式”的浮光。唯有脚踩大地，蓝图才不会悬在半空；唯有心贴百姓，实事才能落地生根。

 

调研越是走深，政绩越会向实

尹双红

（2026年3月23日）

 

“十五五”时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怎么办？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搞好调查研究是基本功。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骑车下乡”的故事中有启示。

上世纪80年代，一辆老式凤凰牌“二八”自行车，陪伴习近平同志跑遍全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现实中，为啥有的调研群众敬而远之，有的调研人们争相倾诉？表面看是方式方法问题，实则指向根子上的政绩观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一语道破：“要想得到认可就要出头露脸，最后变成出头露脸就是工作、就是政绩，这是私心杂念在作怪。”

调查研究，求的是客观实际之真。

在正定，带着工作人员在街边摆桌子，有赶集的老百姓经过，就主动递上问卷；在福建，特意安排夏日最热时前往棚户区，“就是想让大家亲身体验百姓疾苦”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把情况摸深摸透，再想出路、谋良策。

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太行山深处访贫问苦，为什么会说“如能看到真贫就值了”？正是因为看到真实状况，才会激发真实情感，发现真实问题，促进真抓实干。值就值在，跟群众坐一条板凳，交朋友、拉家常，问寒问暖、问需问计，让群众“打开天窗说亮话”。

调研是面对面，也是心交心。鞋上沾了泥土，才能感受“脚踩大地”的分量。倘若走马观花、作秀造势，没有掌握实情就决策部署，只会遇到落地梗阻。

调查研究，务的是执政为民之实。

调研搞得好不好，关键看问题解决实效。假如来时恳恳切切，走后石沉大海，只听不办，久而久之，群众也就不愿意再说心里话，觉得“说了没用不如不说”。

连家船民上岸记，正是以调研推动解决问题的范例。

无土地、无房屋、无户籍，福建连家船民终年漂泊海上。习近平同志多次

 

调研，下定决心解决上岸问题。房子建起来了，回访中却发现不少人又回到了船上。他再次钻进船舱，找到问题关键，对船民上岸、定居、乐业等作出系统部署。人上了岸，心也落了地，历史难题迎刃而解。

察实情，解民忧，出真绩，这是党员干部的必备素养。对资源禀赋心里有数，对长板短板了然于胸，对所思所盼时刻牵挂，推动发展、造福人民自然蹄疾步稳。

调查研究，谋的是可持续发展之策。

“一个县是不是光靠一个产业去发展，要去深入调研”，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5年过渡期总产值超1.7万亿元。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确定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时注重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

求真、务实，越是擦亮调查研究这把“金钥匙”，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越会实打实。

 

传统产业如何焕新升级：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调查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湖北大学联合课题组

（2026年3月16日）

 

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加快传统产业优化提升、转型升级，既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直接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近年来，湖北省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逆势崛起，形成了棉纺、化纤纺全赛道产业生态，服装电商交易额由2021年的7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700多亿元。传统产业如何跳出“低端锁定”实现要素集聚、全产业链协同？县域经济如何打破地域界限“串珠成链”、对接全球大市场？各地如何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天门市，对当地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呈现新特征

湖北省天门市是全国闻名的“棉花之乡”，棉花年产量曾16次突破百万担，创全国县级市纪录。依靠丰厚的原棉资源，天门市孕育发展起了底蕴深厚的棉纺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沿海纺织业发展迅猛。同时，因交通不便、物流效率低、市场流通不畅等原因，天门大量纺织服装经营主体和技能人才流向东南沿海，天门纺织服装产业“起早赶晚集”，转型升级滞后，发展一度陷入瓶颈，2020年底千余家经营主体总产值仅百亿元。近年来，天门锚定打造纺织服装特色优势产业，坚持科技破局、政策引领，用较短时间实现了从低端代工为主到“智造+智销”一体化的焕新升级。

调研发现，在天门，纺织服装这个“老产业”并不是传统印象里大规模、标准化业态的模样。我们走访的一批企业，既有柔性产线同步生产多种产品、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切换款式材质的敏捷制造企业；也有订单排满、大量吸纳农村中老年人“手工缝制”的家庭作坊。有的企业具有轻资产、平台化、数据驱动、流量变现的互联网产业特征，实现“设计—打版—检测—直播”一小时闭环；有的企业具有体验化、定制化、知识密集、设计引领的现代服务业特征，与国际新锐设计师、艺术家推出联名款，面向全球客户隔空量体，即时生成服装版型。天门纺织服装产业既有过去传统纺织服装业的技术传承与时代印记，也有数智时代技术快速迭代、市场极大拓展、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新质生产

 

力特征。

从要素流动看，乡情传承成为驱动要素集聚的独特纽带。天门曾经是人口流出大市。改革开放后，30多万拥有服装制衣相关技能的天门人，离开家乡到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做裁缝、开档口、办企业。这一趋势直到近些年发生转变。最近3年多时间，有10多万名天门外出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沿海产业结构调整、“东纺西移”趋势的推动，也有纺织服装市场从线下转向线上、打破地理空间限制的助力，更有技艺传承和浓烈乡情作为链接的独特纽带。调研发现，很多天门人从老一辈开始学习制衣，以制衣为主要生存手段，在30—40岁女性群体中，80%以上有过制衣相关工作经验，纺织服装的技艺传承几乎融入了每个天门人的血液，大量“创一代”、“服二代”踊跃投身服装行业。此外，大多数天门外出从业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仍然生活在天门，家乡始终是他们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和联系纽带。

从生产方式看，组织创新成为协作降本增效的基本保障。选择与产业发展现状高度适配的组织方式及生产模式，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天门服装企业没有一味走自动化生产、“黑灯工厂”的路子，大部分企业采用“总部入园区、分厂到乡镇、车间进农家”的三级协作生产组织方式。园区总部负责规划布局、开发设计、质量把控，满足企业“一站式”运营需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体系；乡镇分厂利用存量设施承接标准化订单，实现区域产能协同联动，有力提升生产效率；农家车间整合闲置农房开办家庭作坊。我们调研的某服装企业在周边5个县市的乡镇开设了47家卫星工厂，园区总部根据销量实时调整生产计划，再将服装拆解为领口、袖口等标准化部件，分解到乡镇分厂、农家车间分工制作，最后集中组装，不仅让爆款产品量产周期缩短40%，降低了企业综合成本，还吸纳了大量就业，繁荣了地方经济。

从市场拓展看，电商平台成为拓展市场空间的重要途径。天门传统的商贸批发、零售门店等线下销售渠道以零散、低端分布为特征。调研发现，如今的天门拥有服装领域几乎所有电商新业态，电商平台注册店铺数量超1.3万家，在泰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地建有海外仓，每天有超300万件服装从天门发往全国各地，有超80万件服装发往海外。我们走访的很多企业，听到见到最多的，都是与TEMU、TikTokShop、希音等跨境电商平台的紧密合作，直播间里的实时跨境订单，海外仓中整齐叠放的“天门制造”成衣，在这种“人人皆可直播、家家皆可外贸”的浓厚氛围中，“天门服装”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调研的一家

 

从广州迁回天门的服装企业，企业创始人坦言，正是以跨境电商为媒，短短几年时间企业规模从10多人发展到2000余人，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一跃成为湖北省成长最快的头部服装供应企业。

从产业生态看，人工智能赋能成为重构产业生态的核心引擎。天门纺织服装产业焕新“智变”，不是靠简单的加大投资、设备更新，而是通过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现设计、生产、供应链、销售全链条系统性重构。调研发现，有的企业运用人工智能分析消费需求、精准定位设计方向，几秒钟就能生成多套款式方案，再通过3D试衣技术快速筛选，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有的企业构建柔性供应链，通过小批量多批次生产，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形成“小批量试产—数据验证—爆款复制”的新型生产模式，有效推动“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转变。有的企业构建与实体生产线完全同步的“云端工厂”，算法对全球订单需求实时解析与精准响应，将首单起订量降至50件、出货周期压缩至3天，订单交付周期由3天缩短至4个小时，打造全国领先的“即需即造”快速反应体系。借助人工智能，天门服装实现了用“数据说话”替代“经验判断”，用“柔性生产”替代“批量代工”，服装企业库存周转率平均提升至年均12次，较传统模式提高3倍，有效破解了传统服装业库存积压、资金周转慢、市场反应滞后等难题。

二、县域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破局之路

调研发现，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将区域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整体产业势能，通过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高效协同，支撑起从“织造—面辅料—成衣加工”上游生产，到“电商营销—跨境物流”下游流通，再到大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而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短短几年时间，天门是如何让流出去的产业要素重新集聚回来并且做大做强的？抓住了

什么机遇，解决了哪些问题，锚定怎样的目标，又是从何处突破，进而蹚出一

条县域传统产业蝶变升级、系统性跃升的路子？

因势利导出政策，解决“人回得来”问题。面对曾经“人才东南飞”的困境，天门没有简单地拼土地、拼税收，而是精准把握沿海产业调整与世纪疫情后乡愁情感叠加的“窗口期”，以“归雁工程”为抓手，把30多万天门人在外积累的经验、技术、市场资源转化为推动家乡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从“六贴一惠”的创业扶持到“天服贷”的金融活水，从技能培训的精准滴灌到子女入学、安居维权的全周期服务，天门构建起“引得回、干得好”的人才生态系统。

 

每年配套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亿元，全力帮助企业技改创新、招工用工、运营转型，吸引大规模从业者携订单、技术、管理经验回乡。面向本地纺织服装产业工人、返乡创业青年及中年转型群体，提供直播运营、短视频剪辑、跨境电商等技能培训，每年培训服装相关专业人才近3000名，推动形成返乡就业创业蓬勃发展态势。10多万名“创一代”、“服二代”的返乡，不仅是劳动力的回归，更是资本、技术、信息、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回流，形成了“人回村、厂回镇、业回市”的生动局面。

筑巢引凤建平台，解决“企业留得下”问题。产业重构不仅需要产业链条的完整，更需要产业空间上的高效协同。天门跳出“遍地开花、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园区建设模式，按照“园区主导、多点协同”的思路，构建起“一核引领、多镇协同”的纺织服装产业布局。中国（天门）服装电商城总占地面积1610亩，已入驻企业260余家，整合面辅料供应、设计打版、加工生产、直播带货、智能仓储全流程，成为天门服装电商集聚发展的“主战场”；白马服装电商产业园入驻商户近400家，涵盖产业链多个环节，形成了“楼上直播、楼下发货”的即时响应场景；依托九真、岳口、皂市等乡镇存量资源，打造九真服装电商产业园、岳口电商文创城、龙腾服装小镇等特色支点，承接标准化生产和配套服务，形成“总部入园区、分厂到乡镇、车间进农家”的三级协作体系。这种“一核三镇多支点”的布局，既发挥了园区的集聚效应，又激活了乡镇的要素潜力，让产业链条在空间上契合更紧、运转更畅。目前，全市纺织服装类经营主体突破1.3万家，其中服装类经营主体达6800多家，从业人员达16万人。

延链补链强配套，解决“当地能生产”问题。产业链的完整性、协同性，直接决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当地一位负责同志回忆，天门曾经深陷“有产业无链条、有产品无配套”的窘境，90%的面辅料依赖外购，一颗纽扣、一寸布料都要从浙江、广东调配，生产周期长达半个月。面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的“卡脖子”难题，天门没有止步于承接零散加工环节，而是以“无中生有”的决心向上游突围。2021年起，天门瞄准化纤纺织新赛道，规划建设化纤纺织产业园，总投资超过150亿元，累计引进永昌、盛和、怡马、广纶、楚耀等28家企业入驻，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300亿元。永昌新材料从日本、德国引进国际领先设备，实现年产10万吨高性能锦纶长丝，填补了本地锦纶原料空白；三圆纺织依托永昌供应的锦纶丝，经大圆机编织产出高品质锦纶布，10余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年产能可达5万吨。2025年，锦煌、优美聚品两大绿色

 

印染项目成功落户，补齐了染色、后整理的产业链关键环节。至此，天门构建起从“一根丝”（化纤原料）到“一匹布”（织造印染）再到“一件衣”（成衣制造）的本地化闭环，锦纶、氨纶、涤纶年产能达150万吨，形成了“千亩园区、百亿投资、百万产能”的发展格局。

把握机遇拓市场，解决“全球销得旺”问题。产业升级的最终检验标尺是市场效益。天门精准把握从传统电商到直播电商再到跨境电商的迭代机遇，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化、国际化转型，通过与希音、TikTokShop等主流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将销售端从传统批发零售拓展至国际市场，实现“一根网线卖全球”。针对中小微企业出海门槛高的问题，天门累计投入23.6亿元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加快海外仓全球布局，东盟、北美、日本、马来西亚等地海外仓相继投入运营，90%以上的服装企业可通过海外仓实现“破壁出海”。创新推出“跨境贸易服务直通车”机制，服务时效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针对电商销售退货率高的痛点，引导企业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供虚拟试穿体验等方式，缩小产品展示与实际穿着效果的差距，从源头降低退货率。目前，天门跨境电商日均出货超80万件，产品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百里棉乡到全球衣橱，天门服装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三、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的启示和思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已不再是选做题，而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切不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产业’、‘落后产业’一退了之，否则就可能导致新旧动能断档失速、加剧结构调整阵痛”。现实中，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如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怎样培育新质生产力”吃不透、把不准，有的盲目追“新”追“热”、一哄而上，有的不顾实际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有的在犹豫观望中错失时机，对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投入不足。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产业要锚定自身长板，传统产业不是包袱，而是根基、富矿。当一根纱线被赋予数字基因、一件成衣承载文化叙事、一座县城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便成为动态演进的产业生命体，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焕发出新的发展生命力。天门传统产业的新质跃迁，关键在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沉睡的要素、连接断裂的环节，让老产业长出新枝条、旧链条嵌入新基因，进而不断形成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在这里，新质生产力扎根于386家规模以上纺织

 

企业的智能化产线上，活跃于2700余家中小微企业的柔性快反车间，沉淀于每年新增1200项专利技术与工艺标准之中。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既要跳出“模式依赖”，也要摆脱“新兴崇拜”，在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中锚定自身坐标，找准适合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对于将纺织服装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天门自上而下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从产业基础看，这是当地传统产业、支柱产业，20世纪中期即形成从纺纱、织布到成衣加工的产业链条。从区位优势看，江汉平原地处湖北中部、全国地理中心，货物辐射全国的物流距离相近，具备发展电商产业的天然优势。从劳动力队伍看，拥有10多万名“创一代”、“服二代”从业者群体，“创一代”积累传统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的丰富经验，“服二代”积极学习电商运营理念并投身实践。从社会认同看，当地普遍认同纺织服装产业是富民产业、长青产业，以从事该行业为荣。基于此，天门集中力量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优势做优、特色做特，既实现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的壮大，又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实现“工厂上班、家门口就业”，形成“产业吸引人口—人口促进消费—消费繁荣城市”的良性循环。

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焕新。传统产业不等同于落后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以科技创新打破“低端锁定”，不断孕育新质因素。近年来，纺织、机械、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普遍面临提质增效、开拓市场、节能降碳等多重压力。同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深度融入传统产业，在助力传统产业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用户体验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天门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机遇，将创新作为产业跃升的核心驱动力。与武汉纺织大学共建产业研究院，构建“企业点单、政府接单、院校上菜”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推动绿色印染技术突破与新材料研发。通过“传统产业+新兴技术+高端场景”的融合模式，广泛应用人工智能设计、数字孪生、物联网芯片、无人分拣等前沿技术，让生产线拥有“数字大脑”，让缝纫机连接“云端工厂”。创新链的深度嵌入，使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具备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特征，改写了产业的技术基因。

厚植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融合发展。产业发展不是单打独斗，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是赢得竞争的“金钥匙”。对于县域经济而言，产业集群要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紧密协作的功能性网络，不能唯大求全，要专精特

 

新；不能唯高端形态，要生态互补；不能唯地理集中，要功能协同。天门坚持积极补

链、错位发展，选择女装这一细分领域、电商这一销售渠道、三级协作这一生产方式，推动产业链延伸、产业集群壮大、产业生态优化，构建“织造—面辅料—成衣加工—电商营销—跨境物流”的服装电商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了“园区主导+多点协同”的发展格局，构建了“一核引领、多镇协同”的产业布局。此外，由于纺织服装生产环节对场地、人工成本敏感，对劳动力数量需求较大，而乡镇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具备显著优势，集成大量家庭手工作坊就成为生产环节的最优选择。纺织服装业的设计研发环节高度依赖高端专业人才与创新氛围，需要依托大城市人才集聚效应，天门纺织服装企业把设计研发中心设在广州、武汉等城市，产业链条辐射潜江、仙桃等县市，通过有效整合区域要素资源，构建“周边制造、天门网销”的联动发展机制，有力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广西金融创新实践探索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卢诗晴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改革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绿色转型。广西应立足金融创新，坚定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助力广西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广西金融创新背景和使命

（一）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为核心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金融高质量服务新时代指明了鲜明正确的方向。这一具有战略前瞻性的行动蓝图，特别强调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对关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肩负着用好金融创新有力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着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托，亟须通过跨境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实现制度上的创新突破，着力打造金融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创新示范高地。

（二）紧抓中央赋予广西“三大定位”历史机遇。中央赋予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三大定位”，为广西区域金融改革注入了强劲且持久的发展动能。在“国际大通道”建设框架下，广西率先建成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创新“铁路运单+供应链金融”模式，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企业提供全链条金融服务。作为“开放发展新支点”，广西创新构建“双循环”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设立面向西南中南地区的供应链金融专营机构；另一方面建立跨境金融创新“飞地经济”模式。在“一带一路”门户衔接方面，广西深化RCEP框架下的金融制度型开放，首创“跨境资产转让+本外币离岸市场”联动机制。

（三）打造更高水平的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

201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获批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批复的第一个省级全域金融开放战略，也是唯一面向东盟的

 

金融开放战略。2023年，国务院印发《广西建设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升级版方案》（以下简称“升级版方案”），广西区域金融改革正式进入深度推进的新阶段。升级版方案提出“构建跨境产业融合金融示范区、打造绿色金融创新高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圈”等24项具体工作任务及实施举措87项。如，中马钦州市产业基地尝试“跨境资产转让双向通道”，中国—东盟国家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开业运营推动了跨境个人征信双边协定、合规管理合作等8项制度落实。升级版方案遵循“政策先行先试+重大项目牵引”双轮驱动原则，为广西沿边金融改革提供了系统的制度支持。

二、广西面临的金融瓶颈

（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金融资源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驱动作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包括资本市场向资金需求者直接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还包括金融中介机构间接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但目前广西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特别是融资渠道受限。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内源融资占比过高的问题，银行贷款获批率低，民间借贷利率较高，直接融资渠道狭窄，企业债发行门槛高，风险投资更青睐成长期企业。以柳州市汽车产业集群为例，大部分的零部件企业体现“设备升级贷款审核周期长达3个月”，严重阻碍了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脚步。

（二）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在RCEP全面推行的大环境下，广西自贸区内企业对跨境融资需求迅猛增长。但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比，有两个问题凸显：一是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匮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数据，2025年1～10月，广西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84家，同比下降9.86%。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共享存在较大的薄弱点。中国—东盟国家跨境金融业区块链平台仅包含6种商贸情景，每笔业务均值等待时间仍将近48小时，贴现成本高。

（三）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标准体系不完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制度供给与广西生态失衡，制度缺位、零碎化。其一，缺乏企业级碳账户，林业碳汇计量方法缺位，计量边界、基准线、额外性等核心参数不能得到东盟方法学认可，碳资产定价失效、流动性不足。其二，上市公司的ESG披露自愿性主导，缺乏硬约束、不可比、可验证性，环境外部性不能被内化到融资成本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绿色溢价不足。其三，低覆盖度和高期限错配风险的贴息、风险补偿、再贷款等财政金融工具的覆盖率低、贴息期限长、低碳企业融资占比偏小，而生态环境治理、低碳交通等新兴领域的低碳项目因风险权重偏高、收益率不明

 

晰等导致绿色融资缺口增大。同时，在普惠金融方面，绿色标准与小微客户的评级、抵押、贷款后管理尚不能耦合，生态价值不能转化为信用增级要素，进一步加剧融资结构性失衡。

（四）金融风险防范压力大。当前，区域金融脆弱性风险主要是多个层面交叠的结果，信贷及股权投资的隐忧需要格外重视。在信贷市场，历史扩张行为的惯性仍存，借款主体的现金流压力有所上升，还款缺口开始隐蔽，银行的信贷风险压力呈现。在资本市场，高比例的股权质押与市值波动效应相互促进。更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机构之间通过委贷、理财互融、通道业务的联系网越织越密，一旦某个环节发生波动，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三、广西金融创新实践路径

（一）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一是围绕融资痛点，将工作重心锁定重大项目、重点产业与普惠主体三大板块。重大项目资金链长、金额大，重点产业技术更新快、资产轻，普惠主体数量多、信息薄，三类场景共性难题是资金到位慢、成本高。政策设计先厘清需求差异，再匹配差异化方案。二是财政工具箱从“贴息单兵”升级为“组合方阵”。贴息降低当期利息，风险补偿覆盖未来损失，担保补贴提升信用等级，奖补资金鼓励首贷首保；股权直投、债券发行、保单增信、担保分险穿插其间，形成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直至成熟期的全周期资本链。政策创新不再“撒胡椒面”，而是集中火力撬动银行、保险、基金同步跟进，让资金加速流向关键节点。三是服务方式同步迭代。重大项目与重点产业配备“金融专家+AI顾问”双轨智囊，前者线下把脉资本路径，后者线上实时匹配信贷、债券、租赁工具；普惠主体则通过数字问卷生成融资画像，系统秒推最优产品。金融机构与招商团队同场办公，企业在立项阶段即可锁定配套资金，缩短“项目-资金”时差。四是机制运行坚持“小快灵”。实行自治区实体经济调研专班、小微企业融资协调专班双线并行，实体经济服务员下沉一线收集需求，按项目规模、风险等级分层分类推送至对口银行。政金企对接平台只保留“发单-抢单-反馈”三个按钮，企业发布需求、机构限时响应、平台自动督办，信息实时共享，堵点即报即改，形成从需求识别到资金落地的闭环管理。

“桂惠贷”政策自2021年实施以来，累计投放资金10，863.76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融资贵问题，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及普惠领域仍然存在融资难问题。《广西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作为

 

“桂惠贷”的升级迭代政策，既填补“桂惠贷”在重大项目和产业融资中的不足，又通过“组合拳”解决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形成更可持续的金融惠企机制。要把创新落到产品上，把成本降到企业里，是当前金融工作的两大抓手。产品创新方面，可先为重大科技项目量身定制“前期贷”，让审批尚未完结、资本金尚未到位的工程提前拿到启动资金；并购贷款政策向科技企业全面敞开，为技术整合、产能扩张提供长周期、低门槛的资金通道。抵质押范围也要从传统不动产扩展到“轻资产”：专利、软件著作权、碳配额、用水指标、数字藏品等均可折算成可贷额度，通过确权、估值、登记、流转四步闭环，把沉睡权益变成流动资金。水利项目投融资则可采用“投建营一体化+水费收益权质押”的组合模式，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银行匹配中长期贷款，企业以未来水费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实现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平衡。

（二）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枢纽。广西作为中国连接东盟国家的开放协作桥头堡，应着力打造成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枢纽，进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第一，可在RCEP协议书框架内，根据RCEP规则体系，探索本币与外币融合的账户体系革新途径。广西在自贸区首先示范本外币合一金融机构账户管理体系，完成“一套账户、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一是账户作用融合，公司可以通过单一账户解决人民币与东盟货币收付汇、外汇账户及跨境股权融资；二是管控业务流程优化，搭建“实施细则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将跨境资金审批时限缩至1个工作日；三是风险管控更新，依靠区块链应用完成跨境资金全过程追溯。第二，实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双边产业园区跨境金融投资方式。中马钦州市产业基地，作为中马共建协议的示范园区，开辟了“两国双园”跨境投融资新思路，成功实现国内国外园区联动发展。一是搭建“双向资金池”体制，容许集团公司在海内外成员间随意配置外币存款资产；二是示范点“跨境资产转让”业务流程，促进地区银行同业业务转至新加坡金融企业，盘活资产；三是自主创新“跨境股权投资基金”方式，适用中马公司依靠QFLP股票基金双向项目投资。第三，围绕“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战略坐标。金融资源配置须锚定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以产业链票据、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等工具贯通供应链全周期；同步嵌入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制度框架，升级跨境结算、本外币资金池及贸易融资便利化安排，构建内外循环互促、陆海统筹联动的金融支持体系。

 

财政金融政策需以“桂惠贷”为支点，继续放大贴息杠杆乘数，精准滴灌小微企业，确保政策红利沿最短路径抵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商业银行应围绕平陆运河、沿边临港产业园、设备更新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关键场景，构建差异化授信方案，通过银团贷款、并购融资、设备租赁等结构化工具，引导低成本资金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同步提升资本周转效率与技术迭代速度。资本市场层面，应把握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窗口，健全上市公司常态化服务机制，发挥投行专业优势，在资产剥离、产业并购、再融资等环节提供全链条顾问，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升级与价值重估。

（三）打造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部分中提到“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广西要依托独特的绿色生态资源优势，着力促进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体制改革试验区建设。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模式，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林业碳汇质押融资是以林业碳汇权益为质押标的物的绿色金融创新工具，通过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可推广百色林业碳汇质押融资方式。百色市勇于尝试“林业碳汇金融业”创新模式，借助“网络资源土地确权-价值分析-质押股权融资”的一体化传动链条，把“碧水青山”变成“绿色发展理念”。

广西借助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执行三大创新工程，打造出多层面、普遍覆盖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管理体系，解决了乡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窘境，为农业农村智能化带来了强劲金融支持。

第一，推动绿色发展。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促进乡村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推进减污增绿，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开发“碳汇贷”“生态修复贷”，对主粮作物实施保费补贴，对经济作物推行浮动费率。

第二，立足发展绿色金融，以“生态广西、绿色乡村”为品牌名片，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乡村金融”融合与耦合。一是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并举。在金融服务特色村、重点村建设方面，充分发挥环境权益、生态资产等抵押、评估、交易在绿色农业发展方面的推动作用；加快推广在碳汇收益权方面的担保价值，优先对桂林漓江流域农业生态示范区、龙脊梯田田园综合体等典型领域投放绿色信贷和优化融资模式。二是以桂林作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先导区，在增加

 

绿色信贷供给和服务密度的同时，加强全国率先“乡村振兴绿色债券”落地和率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贷款”投放等创新业务，培育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桂林样本”模式，为全区乃至西南地区绿色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样板案例借鉴。

第三，坚持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发挥“兴农惠企利民”品牌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延展“兴农惠企利民”乡村振兴服务圈层，形成制度和数字技术耦合的合力，着力提升农村县域金融血脉输送与腺体毛细血管输送的生态“网络”圈层建设，即建强县域、乡镇、村社三级节点。以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为物理圈层支点，在“线下网点-线上平台-场景生态”三个空间维度相互融合，以社区金融微场景深耕、深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金融驿站”，集成代办事项目录清单，将群众衣、食、住、行中生活的刚需事项，如政务办理、社保医保、生活缴费、助农购销、养老托育等高频民生需求集成至社区微生态圈层，实现便民、惠民、亲民的社区微生态圈层可持续服务闭环，不断提升普惠金融供给覆盖率、可得率、体验度，实现“金融‘活水’润乡村、普惠服务暖民心”的长效服务圈层建设长效机制。

第四，深化普惠服务。设立专项基金，推动行政村光纤网络全覆盖，依据农业生产周期和资金需求特点设计适配金融产品，提升可得性。探索“农村数字基建专项基金”等模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多层次服务体系。强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柱作用，发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机构优势，重点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冷链物流等乡村产业长期项目。引导商业银行服务重心下移，着力发展普惠金融。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加强对粮食安全、种业振兴、乡村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倾斜。

（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1.以“稳”为纲，牢牢锁定风险化解的主线。市县两级党委、政府须与金融监管部门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把融资平台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融资和非法金融活动四大板块纳入同一风险图谱，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对融资平台，坚持“一市一策、一企一案”，用重组、展期、债转股等市场化手段缓释偿债高峰；对包袱沉重的中小金融机构，先行锁定资产负债表“出血点”，再通过补充资本、引入战投、合并重组等方式恢复造血功能；对房地产融资风险，实行“项目白名单+资金封闭运行”，把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嵌入风险处置流程；对非法集资、地下钱庄、虚拟货币传销等非法金融活动，公安、市

 

场监管、金融监管多方联动，露头即打，打财断血，坚决遏制风险外溢。守住底线不是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塑造金融生态安全边界。

2.围绕“早发现、早处置”，应对信贷类风险。要及时动态了解其经营现金流的变化，及早调整其借款结构、期限等，缩短风险暴露时间；对股权类风险，要对主要股东股权质押情况、股权质押预警线严格监测，如果出现问题需要“断腕”，将杠杆降下来，让负反馈效应终止在苗头期。而在监管层面，相应的风险监测工具也要升级，成立跨部门的风险监测信息共享数据库，实时掌握相关资金流动、风险敞口信息，同时在相应的处置机制中引入追责条款，无论每笔非正常交易最后端都应追踪责任人。

3.在市场准入端扎紧“第一道栅栏”。对股东资质、资金来源、业务模式、风控能力开展穿透式审查，杜绝“带病出生”；在持续监管端，建立“日常监测+压力测试+早期干预”的闭环，对杠杆率、关联度、流动性、舆情热度设置分级预警阈值，做到早识别、早介入、早处置；在行为监管端，把金融营销宣传、消费者保护、数据安全纳入统一执法框架，对误导销售、暴力催收、违规采集信息等乱象实行“双罚”，让机构痛到不敢再犯。问责链条同步前移，细化监管失职、渎职的认定标准，推行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形成“有风险必问责、问责必到人”的震慑效应。存量机构实施“减量提质”，对长期“空壳”“失联”以及主业空心化、风险外溢性高的主体，依法吊销牌照或引导市场出清，推动地方金融组织总量收缩、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最终实现由被动处置风险向主动治理风险的范式转换。

4.必须盯住贷款流向。确保资金切实落到厂房、设备、原料这些与生产直接相关的环节，而不是拐弯抹角去炒股、囤地、炒房，更不能触碰国家明令禁止或限制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要做到这一点，可采取三条并行措施：其一，合同锁链。在贷款合同之外，额外签一份资金用途承诺书，列明禁止清单，并写入违约成本。企业一旦越线，担保机构、银行、财政三方同时启动追偿，补贴费用立即收回，个人征信同步受损。用白纸黑字把风险前置，比事后检查更有效。其二，资金分账。把贷款直接打进企业的监管子账户，子账户与日常结算账户分离。企业如需付款，必须提交发票、合同等凭证，经银行核验后再对外划转。这样即使企业想挪用，也过不了系统这道闸。其三，数字巡检。借助财税、电力、物流等公共数据，对企业用电量、纳税额、货运量进行交叉比对。如果发现贷款到账后用电量骤降、纳税额异常下滑，系统就自动预警，监管人

 

员可第一时间上门核查，把风险堵在萌芽状态。

综上，金融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引擎，为广西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广西对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战略布局，坚持制度型开放开路、差异化创新探路，在跨境金融高地构建、绿色金融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服务深化方面取得突破性改革实践，通过推动建设更高水平适应性、普惠性、安全性现代金融体系，赋能广西高质量发展，为全国沿边地区金融创新提供更多广西经验。

 

立足“一区五城”格局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焦作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调研报告

焦作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程铭彩

 

立足新发展阶段，为全面落实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自然资源重大问题调研决策部署，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将“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城市更新的对策研究”列为年度重点课题，紧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以城市更新助力高质量发展”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紧围绕“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通过深入中心城区开展多轮实地调研，赴上海、深圳、重庆、郑州等先进城市考察学习，最终形成本报告，旨在为焦作市构建“一区五城”发展新格局，以及科学、有序、高效推进城市更新提供系统性、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制度框架系统构建，顶层设计引领彰显。全面建立高位协调机制，组建市级城市更新领导小组，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各县（市、区）同步设立工作专班，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组织体系。加快完善“1+N”政策体系，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意见》等纲领性文件，配套制定《焦作市中心城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实施细则，为更新提供了规范化、法治化支撑。率先完成专项规划编制，在《焦作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中系统部署“功能提升、山城融合、畅达交通、韧性智慧”四大更新行动，同步建立分区分类项目库，实现从宏观战略到实施落地的全过程规划指引。

实践探索多元展开，更新成效初步显现。民生短板加速补齐，通过实施美好生活提质行动，2025年打通24条“断头路”“瓶颈路”，治理城市边角地、废弃地40余万平方米；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空前，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05所，完成35所乡（镇）敬老院转型，并建成101个老年助餐示范点。工业遗存焕发新生，积极盘活“百年煤城”工业遗产，成功打造西大井“1919”文旅景区、陶三文创园等项目，实现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初步转变。产业动能持续转换，深入实施“345”创新行动，着力培育“3+13+N”重点产业链群，推动风神轮胎、中原内配等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布局航空航天、氢能储能等未来产业，城市产业底色正由“黑”转“绿”。

 

政策支持渠道拓宽，实施路径更为灵活。创新融资模式，设立专项政府性基金，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鼓励市投资集团等国有企业牵头，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更新项目。优化土地政策，在符合规划和法规前提下，允许原土地使用权人通过自主、联营、入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建设用地改造开发。实施弹性规划管理，对部分更新项目，在保障安全、消防等底线要求基础上，适度优化规划指标管控，为项目落地提供更大弹性空间。

聚焦短板破解发展瓶颈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与先进城市经验，焦作市城市更新工作仍面临若干挑战，需在今后工作中着力改进与提升。

协同共治机制有待深化，社会参与效能需进一步激发。当前，更新工作仍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运作、社会力量与公众参与深度与广度不足。公众诉求表达与反馈机制不够畅通，“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多元共治格局尚在构建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有待进一步营造。

特色风貌塑造有待加强，核心区域引领力需持续提升。城市重点片区的风貌特色与功能能级有待进一步彰显。北部传统商业中心亟待品质升级与业态焕新；南部行政服务中心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待增强；部分区域服务中心能级偏弱，规划中的重要城市轴线尚未完全形成应有的发展带动力，对城市整体与片区发展的引领作用有待强化。

空间结构矛盾有待化解，产城融合水平需加速提高。受历史产业结构与布局影响，部分区域仍存在功能混杂、产居干扰等问题。产业园区内存量土地的低效利用现象依然存在，产业用地更新转型面临功能提升、产权整合等多重现实约束，推动空间布局整体优化与深化产城融合发展、促进职住平衡与功能复合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基础功能韧性有待增强，综合服务能力需系统补强。市级大型文化、体育等高能级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短板，部分基层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水平与人均指标有待提升。中心城区路网结构与交通组织效率有优化空间，部分市政基础设施

（特别是排水防涝系统）的承载能力和安全韧性需进一步加强，以全面提升城市综合运行保障水平。

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立足焦作市实际，借鉴先进经验，以“有机更新”理念为指引，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探索具有焦作市特色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

 

实施“美丽城区”行动，系统提升城市功能与环境品质。以城市体检为基础，精准识别设施、生态、安全等方面短板，科学制定更新项目清单与实施计划，衔接“三十工程”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后续提升，完善充电桩、垃圾分类站等配套设施。全面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构建贯通城乡的绿道网络体系，沿绿道有机布局休闲消费场景，打造“十五分钟生活圈”内“最美上班路、回家路、休闲路、健身路”。持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进主次干道建设和“断头路”打通，同步实施地下管网改造与排涝能力提升，增强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加强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结合边角地、闲置地开展口袋公园建设与绿地开放共享，联动南水北调天河公园，打造生态宜居廊道。健全城市更新法规政策体系，探索低效用地复合利用、容积率转移等激励机制。

打造“完整社区”单元，构建宜居便捷的基层生活圈。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标准，通过补建、置换、共享等多种方式，完善养老、托幼、便民商业等基本服务功能，重点解决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老人出行不便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鼓励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小型文化展廊、名人故事墙等载体，融入太极、怀药等元素，推动山阳汉文化、焦作历史名人故事等本土文化在社区层面普及传承。建设社区智慧服务平台，推动数字化赋能社区治理与服务，积极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更新与运营，探索社区闲置资源活化利用长效机制，推动社区自我“造血”与可持续发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拓展“百姓文化超市”数字服务功能，扩大“艺起来市民夜校”辐射范围，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

加快建设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项目，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医养结合，优化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

探索“示范片区”更新，创新共建共治的实施机制。选取具有文化代表性或更新典型性的片区作为更新示范，重点打造恩州驿古街周边片区、新华街历史街区等样板，推广“留改拆”并举的渐进式更新模式。引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评估师”联创机制，加强对示范片区的系统设计、文化挖掘与全过程指导。强化党建引领，建立“社区—网格—院落—楼栋”党员服务与居民动员机制，搭建居民、专家、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协商平台，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更新治理格局。

焕新“活力街区”场景，推动文化与产业协同复兴。加强工业遗产、历史建筑与山阳故城等汉文化遗址的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支持在街区更新中融入

 

汉代建筑符号、历史名人题材等文化元素。以“绣花功夫”推进西大井、陶三文创园等示范项目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深入挖掘“七大文化标识”，策划打造以“山阳汉风”“名人足迹”等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体验街区，结合南水北调文旅小镇、恩州驿古街打造文旅联动片区。结合“一赛一节”等品牌活动，培育“文旅+”“体育+”“文创+”等融合业态，开发具有焦作文化特色的旅游线路、文创产品和消费场景，带动夜经济发展。围绕重要城市轴线与核心节点，开展功能提升、风貌引导与文化标识系统建设，打造兼具地域特色、时代活力与消费吸引力的城市地标和魅力街区。

 

闽宁协作“海鱼陆养”的探索和启示

联合调研组

（2026年3月1日）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1996年，闽宁两省区正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提出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指导原则，闽宁协作进入常态化、机制化阶段。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闽宁合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30年来，闽宁协作深入发展，协作机制持续创新、领域不断拓展，成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典范，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树立了标杆。在闽宁协作30周年之际，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成立联合调研组，从“网红”大黄鱼着手，在闽宁两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探寻一条鱼如何从福建“游”到宁夏，茫茫戈壁滩怎样变身“海洋牧场”，闽宁协作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单向援助向双向互动转变、由扶贫协作向全面合作转变。

一条鱼从福建“游”到宁夏

大黄鱼是我国养殖量最大的珍贵海洋鱼类，兼具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海中金条”和“国鱼”之称。全国约85%的大黄鱼产自福建，尤以宁德最为集中。2024年，宁德大黄鱼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宁德的大黄鱼是如何与宁夏的盐碱滩联系起来的？我们就此采访了福建省水产饲料研究会的陈启发同志。他曾在宁夏水产研究所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到福建，恰逢当地在大黄鱼低盐度驯养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敏锐地意识到“大黄鱼落户贺兰山下或许能成”。一条鱼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游”到位于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这个构想如何能变为现实？2022年，一场依托闽宁协作机制跨越千里的接力攻坚拉开了帷幕。

让大黄鱼适应盐碱水是第一关。宁夏缺乏天然海水，传统外塘养殖耗水多、周期短、占地大，难以满足海水鱼生长需求。2022年，福建高校与宁夏企业共同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多代选育提升大黄鱼耐盐碱性，精准调控钾、钙、镁等离子比例，模拟适合大黄鱼生长的“人造海水”，

 

逐步构建起“种质创新—水质改良—智能化养殖”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并应用到宁夏盐碱地池塘。引入的第一、二批大黄鱼鱼苗，养殖成活率分别实现51%、67%。这一技术突破不仅为大黄鱼“落户”戈壁滩创造了技术条件，而且为实现“鱼水分离”式的现代化养殖提供了新路径。

接下来面临的难题是苗种供应问题。闽宁两地相距2000多公里，第一批从宁德发出的大黄鱼鱼苗在半途就大量死亡，供应成本极高，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长距离运输中水体易恶化，氨氮积累、溶氧下降导致苗种中毒缺氧；二是运输震动、环境突变等引发苗种强烈应激反应；三是鱼苗需要带水运输，途中还需持续供氧、控温，进一步推高了运输成本。技术团队用了一年多时间针对长途运输问题研究对策，量身定做出一套“黑科技”：精准调控停饵时长，以减少代谢废物；结合阶段性应激训练，提升苗种耐受力；运输前投喂免疫增强剂，强化苗种抗逆能力；集成高效增氧、温和控温、水质稳定剂及缓冲防震等多环节工艺，优化运输容器内外环境，实现全程不换水。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实现了小规格苗种运输成活率由不足50%提升至超过90%，大规格苗种亦达到70%

—80%，成功打通了从宁德到宁夏的“海鱼西输”通道。

闽宁两地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在“海鱼陆养”模式中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图为2025年3月21日，位于贺兰山东麓的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整洁的民居和屋顶分布式光伏、集养殖和种植于一体的产业园区遥相呼应，展现出一派产业、生活、生态和谐交融的发展景象。

大黄鱼不同于对虾、青蟹等水产品，对水质、水温、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很容易“水土不服”。能否成功“落户”宁夏，不仅要看技术能否突破，还要看先进技术能否用得好、留得住、传得开。长期以来，宁夏当地水产养殖户的养殖理念和养殖模式较为单一落后，相关技术积累不足，而只有完成先进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才能实现大黄鱼的大规模养殖。闽宁两地创造性地采用“福建出技术、宁夏建载体”、“技术带土移植”的协作模式，由福建团队派驻技术人员长期驻点宁夏贺兰县养殖基地，开展水质调控、养殖操作、病害防控等“手把手”实操培训，长周期、系统性培育本土技术人才，推动新技术大范围快速应用。同时拓展协作领域，配合宁夏水产研究所引进马口鱼等淡水品种进行养殖示范，在技术指导上实现了从海水鱼到淡水鱼养殖的全面覆盖。

大黄鱼在宁夏的规模化养殖，进一步带动石斑鱼、大西洋鲑等高附加值品

 

种的引进，让宁夏从“西北鱼仓”升级为内陆“海洋牧场”，对技术突破、产业带动、品牌溢价、协作模式创新等方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是“海鱼陆养”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打造戈壁滩上的“海洋牧场”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以大黄鱼“西迁”为缩影的“海鱼陆养”模式，不仅是单一物种的迁徙，而且突破了传统渔业对海洋的绝对依赖，是现代农业在空间格局上的一次重塑。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30年来闽宁协作的孕育推动。从20世纪90年代福建渔业技术向宁夏转移，到2014年南美白对虾“落户”盐碱地、产量跃居西北第一，到2024年大黄鱼在贺兰山下实现规模化养殖、“海鱼陆养”模式走向成熟，如今宁夏的青蟹、斑节对虾、香鱼等海鲜年产量达2000多吨，水产苗种数量在西北地区占比超过40%，年养殖品种超过50个。宁夏成为西北五省区中水产品种最为丰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80%的水产品供应我国中西部地区。“把大海搬进戈壁”、“向盐碱地要食物”等构想变成现实，曾被视为“农业禁区”的茫茫戈壁化作鱼虾蟹贝跳动游弋的内陆“海洋牧场”。我们深刻体会到，兼具技术上可行性、经济上盈利性和模式上灵活性的“海鱼陆养”，背后是一整套相互关联、彼此契合、层层嵌套的问题系统：如何实现从技术落地到产业落地，如何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拓展产业领域构建起“海洋渔业+”的产业聚落，如何推动“海鱼陆养”与盐碱地治理、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等实现系统耦合，进而形成相互支撑、共同升级、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的良好生态，等等。只有弄明白这一系列问题是如何破解的，才能搞清楚“海鱼陆养”模式是如何形成发展并造福一方的。

近年来，我国养殖量最大的珍贵海洋鱼类大黄鱼，依托闽宁协作机制跨越千里山河、突破重重阻碍，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游”到位于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在宁夏贺兰山下成功“落户”。图为2026年1月22日，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沙埕镇一家大黄鱼育苗企业的技术人员正在查看鱼苗长势。

以科技攻关打造现代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2000年前后，福建“人字形”温棚技术已趋于成熟，并开始在虾农中广泛使用，而这一时期宁夏养殖户还在盐碱地里尝试挖土塘搞养殖。一位宁夏养殖户告诉我们：“最开始养殖对虾的时候，没法控水、控温、控疾病，技术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养一塘死一塘，把人愁得呀！”借助闽宁协作机制，两地围绕解决宁夏水产养殖技术难题，组织开展“多类型水质健康养殖技术集成示范推广”项目。随着一口口露天虾塘变身设施化养殖车间，循环水处理、供热增氧等曾经陌生的专业词汇逐渐成为养

 

殖户的日常用语，大黄鱼、斑节对虾、青蟹、花鲈、大西洋鲑、海参等都成为养殖“可选项”，而且伴随“海鲜家族”不断壮大，技术更新迭代速度也在加快。在大黄鱼“落户”过程中，技术团队攻克了智能温控、水质调节、自动投料、循环水养殖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尾水100%循环利用、养殖不换水，不仅能够保证水质稳定，减少疾病发生，而且大幅提升了养殖业水资源利用率和养殖成功率。

以产业升级建设高效生态水产产业集群。“没有闽宁合作，就没有‘陆产海鲜’。”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我们这样介绍。闽宁两地在水产种业、水产养殖、水产品品牌、市场销路及产业园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带动了宁夏渔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宁德师范学院等院校以及福建相关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养殖+加工+观光”产业集群，年产鱼虾等海鲜超过500吨。调研还发现，闽宁两地通过不断推动产业链延伸与跨界融合，正持续创造新的增长点。比如，向精深加工纵向拓展，开发鱼干、鱼罐头等即食产品。与文旅经济横向融合，结合宁夏葡萄酒产业优势，打造集“海鱼+葡萄酒”特色餐饮体验、“内陆钓海鱼”观光渔业以及教育研学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宁夏稻渔空间生态观光园推出巨幅稻田画、稻田捉鱼等体验项目，每年吸引游客超过20万人次，综合收入破亿元，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体验的价值升级。

以品质特色开拓西北地区陆产海鲜大市场。西北地区深处内陆，鲜活海产品严重依赖长途运输，导致市场上的鲜活海产品价格不菲且品质不够稳定。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追求更高品质生活，西北地区消费者对鲜活海产品的需求量持续攀升，形成了市场供给与消费体验的双重缺口。在此背景下，“海鱼陆养”模式日益展现出独特的经济社会价值。经过闽宁双方科研团队系统性勘察与技术测试，在宁夏等地利用盐碱水质进行海水鱼类淡化养殖，让陆产海鲜既保留了海洋赋予的鲜甜本味，又在独特的盐碱水质中沉淀出一种别样的醇厚与紧实。陆产海鲜的这种味道不仅征服了宁夏人的味蕾，更点燃了整个西北市场的热情。“宁夏味道”的陆产海鲜身价也水涨船高，不断叩开高端市场的大门，持续带动当地水产养殖业结构升级，为农民就业增收致富开拓出了新的门路。

以生态优先构建盐碱地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宁夏内陆盐碱地总面积逾240万亩，如何治理利用“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的盐碱地，是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闽宁两地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在“海鱼陆养”模式中将产业

 

发展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科研人员通过“三池两坝”等生态治理技术，把净化后的养殖尾水用于改良盐碱土壤，因地制宜开展“以渔治碱降盐”，有效提升土壤肥力，让盐碱地这一“生态负担”转化为老百姓的“绿色资产”。两地还探索出“稻鱼共作”、“鱼菜共生”等综合种养模式，养殖尾水灌溉稻田或者蔬菜，既解决了水产养殖的水质恶化问题，又减少了农业种植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这种模式可实现节30%水以上，渔业综合效益更加凸显。目前，贺兰县正在打造的万亩零碳现代渔业科技产业园，将实现养殖尾水100%循环利用，年节水量预计超过622万立方米，昔日的盐碱地正快速蜕变为“鱼米之乡”。

“海鱼陆养”的启示和思考

从大黄鱼跨越上千公里“游”到戈壁滩，到形成造福一方的规模化“海鱼陆养”模式，这是闽宁两地根据群众所需、两省区所能孕育出的科技之花、产业之果，是敢闯敢试的福建人与坚韧质朴的宁夏人共同书写的“山海情”，也是30年来对“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闽宁协作工作机制不懈坚持、持续深化的生动诠释。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各个方面，涵盖土地、技术、资金、信息等关键要素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政策衔接、产业对接、人员互动等各方面问题的协调解决和协作机制的实践创新。从1996年闽宁两省区正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至今，两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当年开创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持久推进联席会议制度，打破地理空间阻隔与行政区域界限，共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协商制定帮扶举措，督促协商成果落地见效。从打第一口井窖、建第一所希望小学，到实施“移民吊庄”工程、发展闽宁镇，再到打造闽宁扶贫产业园、助力宁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协作目标从“解近渴”转向“谋长远”，协作关系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参与”，将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由宏伟目标转化为持之以恒的扎实行动，不断取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性成就，探索出了一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产业建设是关键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协作、激活造血动能。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推动东西部协作、培育西部地区发展动能的核心载体。但产业建设不能止于“单点帮扶”，而应主动延伸产业链条，在产业培育、技术适配等关键环节联合攻关，推动发达地区技术市场与欠发达地区资源场景有机

 

结合，实现东部帮带强能力、西部借力兴产业、群众参与富口袋的良性循环。30年来，闽宁两省区秉持“宁夏所需、福建所能”，将共建产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产业协作从“送项目”向“育生态”升级，协作内容从农副产品加工，拓展到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以大黄鱼“西迁”为代表的“海鱼陆养”模式就是产业带动的范例。两地不是止步于品种养殖的浅层合作，也并非简单转移生产资源，而是将福建在海洋经济领域积累的技术、资本、市场渠道等优势要素，与宁夏独特的盐碱地、光照等资源禀赋进行创造性结合，大大增强了当地产业发展的韧性与后劲，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在2025年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推介暨招商签约会上，双方集中签约57个合作项目，涵盖算力科技、农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总投资超过22亿元，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从传统产业向技术赋能、价值提升的更高层次迈进，培育面向未来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

市场主导是核心机制，必须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市场效益是检验产业能否持续造血的关键机制，也是检验协作成果成色的“试金石”。东西部协作不能靠政府一手包办，政府应更多发挥战略引领、政策支持、环境营造和补位作用，而将资源配置、技术路径、运营模式等交由市场决定。以“海鱼陆养”模式为例。一方面，政府发挥了“扶上马、送一程”的关键作用，将“海鱼陆养”项目纳入协作重点规划，统筹协调政策、土地、资本、基础设施等关键要素供给，各级政府通过共建科研平台、组织技术攻关、制定标准规范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有效的公共服务，4年累计投入资金600万元支持“海鱼陆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市场扮演了“唱主角、跑全程”的角色，大到项目识别、技术落地等合作方式，小到养什么鱼、产品销往何处等运营决策，都由经营主体基于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福建的技术型企业、养殖企业携带专利技术和成熟模式西进，在宁夏寻求成果转化与新市场空间，形成“沿海研发、内陆养殖、全国销售”的协同链条。宁夏本土企业敏锐捕捉西北高品质水产市场空白机遇，积极投资设施建设与运营，依托品牌运营和电商渠道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优价畅销，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循环。闽宁协作机制下，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实现了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对口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

改革创新是内在动力，必须打破思维定势、拓宽协作领域。闽宁协作走到

 

今天，靠的就是持续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在“海鱼陆养”模式探索实践中，面对苗种运输损耗大、水质环境调控难、本地繁育技术空白、专业人才长期短缺等重重困难，双方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有力破除“内陆不能养海鱼”的传统观念，在盐碱地上“无中生有”地培育出高附加值特色产业。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拓展协作内涵，从单一产业帮扶到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从基础设施援建到碳汇交易、算力科技、跨境电商、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不断优化产业分工和合作方式。闽宁协作打破了“将西部地区定位于产业链价值链下游”的思维惯性，走出了“产业转移就是东部落后产能西迁”的认知误区，基于全球技术变革趋势、国内供需结构变化和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进行前瞻布局，在清洁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探索两地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协同研发与产业链共建新模式，在西部试点布局未来产业的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和规模化应用场景，不仅将东部地区的技术、资本、市场优势转化为西部地区的产业能级、人才队伍和市场竞争力，更让西部从产业承接地跃升为创新发源地。

双向赋能是重要方法，必须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共同富裕。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实践。30年来，闽宁协作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短期单向帮扶模式，发展到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功能互补、双向赋能”的长效协作格局。对宁夏而言，协作带来了跨越式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广阔市30场。在福建的技术支持下，宁夏试种了福红李、益生菌西红柿、台湾长果桑、福建冰菜等多个新品种，形成了“南果北种”新模式。截至2025年底，闽宁共建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66家，实现产值超94亿元，彰显“协作赋能、以园兴产”的倍增效应。对福建而言，协作同样带来了丰厚回报。福建企业在宁夏建立了鲈鱼苗种标准化生产线，获得稳定优质的西北特色产品供给与市场机遇，还利用当地光照优势推动螺旋藻规模化生产和出口，不断开辟成本更优的新场景，拓展了福建渔业发展新空间。“闽数宁算”依托宁夏绿电优势，大幅降低福建企业的算力使用成本。闽宁协作的成功实践证明，东西部协作的关键在于将东部的技术、市场、机制优势与西部的资源、空间、政策优势相结合，充分释放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进而形成先富带动后富、后富可以致富、后富促进先富的合作共赢发展新路径。

 

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人民政府曹少龙

（2026年3月5日）

 

摘要：本文以河南省清丰县为例，梳理其农村经济发展核心问题，提出产业提质增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强化人才引育留用、补齐基建与公共服务短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集体经济等策略，旨在为清丰县及同类平原农业型乡镇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经济；清丰县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农村经济是其核心任务，关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清丰县作为农业大县，产业、人口与发展瓶颈具有代表性，以其为个案进行研究，可了解县域农村经济共性与个性问题，从而提出可行性对策。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清丰县农村经济构建了“四色经济”产业体系，依托数字电商与产业融合，实现了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在“四色经济”中，“红色经济”主打红薯、辣椒种植，红薯种植面积0.067万公顷，全产业链产值超6亿元，衍生20余种产品；辣椒种植面积0.19万公顷，户均年增收超1.5万元。“白色经济”为食用菌产业，建有70个标准化基地，年产鲜菇43万吨，2026年的目标是

全产业链产值破50亿元。“绿色经济”聚焦设施蔬菜与有机蔬菜，种植面积0.57万公顷，推行“莴笋—西瓜—番茄”轮作提效。“金色经济”是指发展豫丰黄兔养殖，年出栏500万只，年产值超7亿元。

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单一，融合层次浅，价值链延伸不足

清丰县特色农业虽然初具规模，但标准化、品牌化水平低。农产品多以初级原料的形式外销，价格受外部市场影响大，附加值低，如香菇产业仍以干菇、鲜菇初级产品为主，深加工产业几乎是空白。当前的农产品加工业基础薄弱，本地缺乏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对产业的拉动能力有限。

（二）新型经营主体小、散、弱，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

清丰县合作社中，存在“空壳社”“家族社”现象，运行不规范，服务能力弱。一些家庭农场面临融资难、技术获取难、风险抵御能力弱等问题。合作

 

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合作社与农户之间是简单的土地流转或产品买卖关系，缺乏“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农民难以充分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三）人力资源空心化与老龄化矛盾突出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外出务工、求学，留守人口以老人、青壮年妇女、儿童为主，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素质下降，新技术推广困难，乡村发展活力不足。一些村庄极度缺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乡村规划师和职业经理人。现有基层干部队伍发展现代农业、开拓市场的能力有待提升。

（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短板

高标准农田覆盖率仍需提高，部分沟渠年久失修，排灌系统不配套，冷链物流设施严重缺乏，导致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高。宽带网络速度和稳定性有待提升。教育、医疗资源向县城集中，乡村学校和卫生院（室）水平有限，难以满足群众对优质服务的需求。

三、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产业提质增效工程，推动三产深度融合

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行动，吹响招商引资的冲锋号，扶持本土能人，发展食用菌、红薯、辣椒精深加工业，建设小型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配套标准厂房与公共服务，开发休闲食品、保健品、调味品。挖掘生态与农耕文化，打造田园观光、农事体验、特色民宿等项目；建立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培育网红与电商主体，以直播带货打造纸房香菇、纸房蜜薯等区域公用品牌。

（二）构建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强化联农带农机制

重点扶持几家管理规范、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将其升级为示范社、示范场。引进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其与合作社、农户建立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紧密型关系。合作组织在发展中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保底收购+二次分红”等模式，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而非单纯的原料提供者。

（三）实施乡村人才引育留用系统工程

在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要完善优惠政策，吸引外出经商人员、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等返乡创业，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企业家、专家等以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方式服务家乡。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对种养大户、

 

合作社带头人等进行系统化培训，培养“土专家”“田秀才”；与职业院校合作，开设涉农专业定向班，培养本地青年技术人才。

（四）补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完善智能灌溉系统，基层地区规划建设乡级冷链物流仓储中心，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建设田头小型冷库，大力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提升5G网络和千兆光网覆盖率。

四、结语

总之，清丰县乡村经济发展是中西部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其产业融合不深、经营主体偏弱、人才流失、设施不足、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具有普遍性。未来要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方针、乡村振兴为统领，走产业融合、人才集聚、改革创新、城乡融合的内涵式发展之路，转化资源优势，从而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三甲综合医院分院区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蒋丽蕾

 

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22年初印发的《关于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的通知》

（国卫医发〔2022〕7号），首次明确允许公立医院在严格控制单体规模的基础上适度建设分院区，旨在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区域均衡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并构建“平急结合”的功能转换机制。该文件为公立医院多院区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政策框架，强调通过分院区建设增强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强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能力，并推动分级诊疗体系的深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实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以下简称“通州院区”）筹建工作自2016年启动，是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疏解至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和唯一一家委属委管医院，承载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双重使命。作为顶尖三甲医院分院，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应对的挑战，可为同类机构提供宝贵的借鉴与策略。

通州院区自2021年12月试运行以来，床位逐步开放至800张，已完成初期资源布局与基础服务能力建设。截至2025年8月，该院区开放床位约占全院总床位的40%，业务量较运营初期明显增长，形成了以急诊急救、肿瘤多学科诊疗，以及医养结合与医联体协同发展的综合健康服务模式[1]。然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该院区也面临管理复杂化、医疗质量同质化、人才队伍结构性短缺等挑战。基于此，通州院区以“学科、医疗、管理、绩效、人员和属地融合”为六大特色支柱，积极探索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型的高质量实施路径。本文基于该院区2022—2025年深化运营阶段的实践案例，剖析三甲医院分院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与长效机制。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通州院区2022年至2024年的运营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指标包括：医疗工作量数据（门急诊量、出院人次、手术量）、医疗效率指标（床位使用率、平均住院日）、国考关键指标（四级手术比例、病例组合指数CMI、药占比、耗占比、医疗收入占比）、医联体建设数据、人力资源数据、学科分布及诊断数据。原始数据提取自医院运营决策支持系统，医联体及人力资源数据由相关职能处室提供。为客观评估该院区相对医院总体的发展态势，并尽量减少如医院战略调整、宏观政策变化等不可控因素对指标的影

 

响，本研究采用相对化分析，在展示各指标绝对值的基础上，将该院区的医疗工作量数据以占全院百分比的形式展示，将医疗效率指标以与全院差值的形式展示。

结果

1.门急诊工作量占比稳步增长，住院服务规模与效率协同提升。该院区2024年门急诊量达到41.70万人次，占比较2022年增幅明显，增长率达到12.20%；住院服务能力也呈现大幅增长，由2022年出院人数占全院比重20.96%到2024年占比达到26.95%，增长率为28.58%。这一增长趋势表明，该院区已承担全院近三分之一的住院服务体量，成为全院整体服务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医疗效率持续优化：床位使用率从2022年低于全院7.10个百分点收窄至2024年低于全院1.80个百分点，差值缩小幅度较大，反映床位使用效率大幅改善；平均住院日从低于全院1.00天上升至高出1.20天。见表1。

2.手术业务实现量与质的双重突破。手术量占比三年间完成跨越式增长，从2022年占比17.61%上升至2024年占比26.85%，增长率达52.47%。高难度手术能力明显提升，四级手术比例从2022年低于全院3.70个百分点提升至2024年高出1.40个百分点，从落后于全院平均水平逆转为反超全院平均水平。同时，病例组合指数CMI值持续优化，从低于全院0.24提升至高出0.04，证实收治病例的技术难度逐步增强。见表2。

3.运营成本结构变化明显，医疗收入占比持续扩大。药占比差值持续攀升，从2022年高出全院1.20个百分点增至2024年高出6.00个百分点，反映药品成本相对上升；耗占比差值则逐年下降，从高出全院3.70个百分点降至高出1.00个百分点，表明耗材成本控制显出成效。与此同时，医疗收入占全院比重持续增长，从2022年的10.24%跃升至2024年的20.44%，占比三年内翻倍，凸显其在医院整体经济贡献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见表3。

4.肿瘤专科特色突出，服务结构特征显著。肿瘤学科在该院区占据核心地位，肿瘤相关床位达632张，构成院区主要服务能力。在患者构成上，肿瘤出院患者占比53.76%，超过半数；但肿瘤手术患者占比为42.31%，低于非肿瘤手术患者。这表明该院区在肿瘤综合治疗（如化疗、放疗、姑息等非手术疗法）方面承担了更主要的任务，手术服务则相对均衡。见表4。

5.医联体协作深化，患者双向转诊规模激增。该院区作为区域医疗中心的作用日益凸显，2024年医联体内下转患者人次达2024人次，较2023年增长

 

43.24%；上转患者人次更是高达12491人次，较2023年增长22.35%。大部分成员单位上下转人次均有较大提升，体现区域医联体合作进一步深化。见表5。

6.人才队伍年轻化，高年资人才占比偏低。该院区人力资源结构呈现明显特点，职工平均年龄为31.80岁，低于全院平均36.80岁，队伍整体年轻化。在职称结构方面，初级及未评聘人员占比高达69.40%，明显高于全院水平

（54.80%）；而中级（21.50%vs29.50%）、副高级（4.60%vs8.70%）和正高级（4.40%vs7.00%）人员占比均低于全院水平。这一结构特征提示需加强高年资人才引进与培养，优化人才梯队建设。见图1。

本研究是作者2022年对建院初期运营模式探索的延续与深化。此前研究聚焦于初期的管理架构设计、资源动态调配与科室入驻激励[1-2]；而在平稳运行三年后，该院区的战略重心已从资源布局转向内涵建设。本研究通过分析通州院区2022—2024年的运营数据，系统呈现了该院区在规模扩张、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及人才梯队等方面的发展态势。结果表明，依托科学的管理策略和精准的功能定位，该院区已从初期的资源布局阶段成功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有效承担了全院近三分之一的住院体量和手术量，并在医疗效率、高难度手术能力、经济贡献及区域辐射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通州院区通过打造“学科、医疗、管理、绩效、人员和属地融合”六大特色支柱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

1.学科特色与医疗特色协同驱动内涵提升。该院区在学科布局上，注重“专科特色突出，优势学科引领”，自2021年12月起分阶段、动态引入优势学科，实现床位逐步扩充与学科体系持续完善，贯彻“边运行、边规划、边建设、边发展”的原则，不断适应区域需求与学科发展规律。在医疗功能设计上，着力构建“小门诊、大病房”模式，聚焦肿瘤综合治疗体系建设，自2022年起系统开设胸外科、血液科、骨肿瘤科等肿瘤学科以及介入诊疗中心、分子诊断中心、核医学科、放疗科等一系列肿瘤相关平台，并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门诊资源优化与病房统筹调度。与此同时，该院区积极承担国家级医疗使命，以“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为依托，建成涵盖研发攻关、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六大功能的创伤救治体系，并秉持“平急结合”原则提升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2024年3月，“上合组织应急医学合作中心”落地该院区，进一步推动国际应急医学合作，通过举办高端论坛、开展军地协同及航空救援演练，构建“空地一体”应急响应网络，显著提升了区域乃至国家层面

 

的紧急医学救援能力。

2.管理特色与绩效特色保障高效运营。面对多院区管理的复杂挑战（如医疗质量同质化、人才短缺等），该院区创新性地采用了“条块结合，优势互补”的管理模式。垂直管理（总院职能部门延伸）确保了制度同质与资源共享，扁平化管理（分院区综合办公室协调、周例会督办机制）则极大提升了决策效率和问题解决速度（如管理台账、PDCA循环的应用）。这种模式有效支撑了医疗业务的快速发展。王超滨等[3]基于csQCA方法提出的“院区协同、统分结合”的决策机制，也进一步印证了该模式在解决医疗质量同质化、决策效率提升等方面的有效性。同时，该院区激励机制与补偿机制相结合的绩效特色，如开业初期1.50倍绩效到平稳期1.20倍绩效、专项交通补助、医事服务费倾斜等，显著提高了员工赴分院区工作的积极性，是克服地理距离劣势、稳定人才队伍的关键，尤其对占比较高的年轻员工（平均年龄31.80岁）和初级职称人员（69.40%）具有吸引力。

3.人员特色与属地特色筑牢发展根基。针对该院区人员精干但经验不足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制度和文化进行弥补（如周例会制度、丰富文体党建活动），另一方面大力实施常驻资深专家如院士、科主任级专家定期查房手术，加速青年人才成长，同时进一步打造通州名医，以品牌造势增加影响力。这种模式缓解了高年资人才不足的短板，为可持续发展储备了力量。

4.在属地融合方面，通过“专属品牌+医产协同+医联体建设”的属地特色战略，使该院区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创办“大运河医学论坛”、建立医产协同创新基地、牵头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联动。另一方面，构建“1+5”紧密型医联体和“三级医养”服务模式

（医疗—社区—驿站），实现了上下转诊人次激增，显著优化了区域医疗资源配置，提升了基层能力，践行了国家分级诊疗政策，真正实现了“立足属地、服务属地、引领属地”，为高质量发展赢得了广泛的政府支持与社会认同[4]。

综上，通州院区的实践表明，“六大特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协同作用的有机整体。学科与医疗特色提供核心价值，管理与绩效特色保障高效运营，人员与属地特色则解决了人的能动性和地的融入性问题，共同构成了三甲医院分院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路径。同时，本研究也揭示与现有研究的共同挑战，如协同管理复杂化、门诊资源挖掘不足、人才结构年轻化等问题，与张菲菲等[5]的研究结论一致。未来该院区需进一步优化门诊布局与人才培育

 

体系，以巩固高质量发展成效。

展望

基于通州院区高质量发展实践的经验与现存挑战，未来发展主要有以下方向：

1.破解门诊发展瓶颈。优化门诊布局，针对区域人口结构和疾病谱，动态调整优势学科出诊单元。大力拓展互联网医院服务，突破地理限制，提升复诊患者便利性。深化与医联体协作，通过联合疾病筛查、慢病管理项目（如“三级医养”模式）导流潜在患者。加强区域品牌宣传，提升居民认知度和首诊意愿[5]。

2.优化人才结构与激励机制。构建“内育外引、医教协同”的系统化培养体系。一方面，内部通过分层培训（基础能力—专业提升—领军储备）、总院专家传帮带及跨院区柔性流动，加速青年骨干成长；另一方面，深化医教协同，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联合培养、共建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并依托联合课题申报促进科研转化。同时，通过多元职业发展通道、青年人才绩效激励、保障住房与子女入学等举措，有效稳定人才队伍。

3.拓展发展空间与提升运营效率。空间挖潜与拓展：短期内通过院内医疗区域改造（拟增200张床位），优化功能布局提升空间利用率。中长期全力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拟增400张研究型床位），从根本上解决空间瓶颈。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持续优化平均住院日，加快床位周转；强化成本管控，巩固耗材管控成效，关注药占比相对较高的问题，探索合理用药与成本控制平衡点。深化运营数据分析应用，实现资源配置与业务需求的精准匹配。

4.深耕区域协同与模式输出。升级医联体与医养结合模式：巩固紧密型医联体成果，探索更紧密的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机制，助力更多成员单位能力提升[3]；复制推广“三级医养”等成功模式，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形成可复制的“居家健康管理中国范式”。

通州院区的实践表明，分院区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从简单的资源扩容转向深度的价值创造。其探索出的“定位-管理-融合”的系统路径，为同类医院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行动框架：即以优势学科为牵引进行精准功能定位；以条块结合与差异化激励实现高效同质化运营；并以紧密型医联体和医产协同主动融入区域发展。这不仅有效破解了分院区常见的人才、空间等瓶颈，更使其成为优质资源均衡布局和区域医疗共建的关键枢纽。通州院区的经验，为大型公立

 

医院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践行国家分级诊疗战略，提供了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人民医院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与实践路径基于浙江省庆元县的探索与启示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农业农村局胡倩倩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以浙江省庆元县为代表的山区县，因其生态资源禀赋与产业薄弱、公共服务滞后的现实矛盾，使其路径探索极具典型性。近年来，庆元县在推动产业升级、拓宽就业渠道与激活乡村资源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研究价值的政策体系与实践路径。

1.庆元县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构建

庆元县立足山区县实际，构建了“产业引领、就业支撑、资源激活、政策兜底”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形成“目标—举措—保障”的闭环机制。

1.1产业培育政策，筑牢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产业是共同富裕的根基，庆元县聚焦特色资源，形成“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业态培育”的政策组合。在传统产业方面，针对竹木、食用菌等优势产业，通过财政补贴、技术改造扶持，推动企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例如，支持百兴、方格等食用菌企业建设智能化工厂，建成后将提升产能1万吨以上，新增岗位50个。在特色农业方面，围绕食用菌、甜桔柚等产业，实施“共富工坊+合作社+农户”模式，针对就业带动效果好的主体实施奖补，对带动就业30人以上、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来料加工式工坊一次性奖励0.5万元，推动低收入群体在工坊就业占比达到15%。新兴业态方面，出台电商发展扶持政策，建设县级电商选品中心，引导竹木、铅笔企业入驻展销，提供就业岗位50个，人均年收入达5万元，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1]。

1.2就业增收政策，拓宽共同富裕的实现渠道。就业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庆元县构建“技能培训+岗位开发+权益保障”的就业政策体系。一是实施“庆元技工”培育工程，针对竹木加工、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年培训2000余人次，结业后推荐就业率达92%。二是开发公益性岗位与灵活就业岗位。在生态护林、河道保洁等领域设置公益性岗位500余个，优先吸纳低收入农户，月工资2000元并缴纳社保；依托“共富工坊”开发手工编织、农产品包装等灵活岗位，惠及1200余名农村妇女，人均月增收1500元。三是保障就业权益，利用中央财政资金200万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5个以上，带动120户农

 

户增收500万元。

1.3资源盘活政策，释放共同富裕的潜在动能。山区县普遍存在土地、农房等资源闲置问题，庆元县通过政策创新激活资源价值：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与经营体制改革，出台规模种粮土地流转补助政策，推动2.1万亩土地规模流转，带动5000户农户增收400万元。二是推动生态资源变现，实施“生态补偿

+碳汇交易”政策。对生态公益林农户给予每年40元/亩的补偿，同时探索竹林碳汇交易，2023年完成首笔交易1.2万吨，涉及农户300余户，户均增收5000元。三是完善闲置宅基地（农房）盘活政策，2025年新增盘活闲置宅基地40宗、农房160宗，总价值360万元。屏都街道将废弃小学改造为食用菌加工车间，村集体年增收15万元，带动50名村民就业，人均月工资4500元。

1.4社会保障政策，筑牢共同富裕的底线防线。为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庆元县强化社会保障政策兜底作用：一是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标准，如建立低收入农户帮扶需求清单，稳步提高全县低保标准，建立健全“托底救助”“临时救助”促增收机制等，2025年安排农业产业扶持资金3200余万元，低收入农户专项帮扶资金677.4万元；二是迭代低收入农户统筹健康保险，进一步提高保险权益，落实医疗自负自理费用“一站式”结算，增加特困人员住院津贴等；三是推进教育、医疗资源下沉，新建乡镇中心幼儿园3所，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医联体”，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

2.庆元县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2.1产业升级路径。庆元县以“特色产业集群”为方向，推动产业形态从分散经营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在食用菌产业领域，建设“庆元香菇产业园区”，集聚菌种研发、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企业，形成“研发—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共享冷链物流，降低园区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销往全国30余个城市，带动周边50个行政村发展种植基地，户均年增收4万元。在竹木产业领域，依托“中国竹制品产业基地”品牌，推动企业联合组建产业联盟，制定竹制品环保标准，开发竹纤维板材、竹制家居等高端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25%。同时，结合“电商直播”政策扶持，培育10个竹制品直播账号，年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实现“线下集群+线上引流”的双向赋能。经过20多年发展，庆元甜桔柚种植面积已达2.04万亩，产量1.62万吨，产值1.94亿元，成为浙江最大、全国品质最佳的甜桔柚产区。

2.2就业拓展路径。庆元县通过“技能适配+岗位匹配”，推动农民就业

 

从“离乡背井”向“就近增收”转变。针对农村劳动力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开展“订单式培训”，例如与当地竹木企业合作开设“数控加工班”，学员毕业后直接入职。同时，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共富工坊”，将企业生产环节下沉至村庄[2]。举水乡在10个行政村设立手工编织工坊，企业提供原料与技术指导，村民在家完成编织工序，按件计酬，年均为每户增加收入2.3万元。这种“企业+工坊+农户”模式，既解决了企业用工成本问题，又让农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2.3资源激活路径。在土地资源方面，庆元县推行

“农户自愿退出+集体统一经营”模式，退出的宅基地由村集体整合开发。例如，百山祖镇将15亩闲置宅基地改造为“生态康养社区”，建成民宿12栋，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每年收益的70%用于村民分红，30%用于社区维护，实现“土地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在生态资源方面，探索“碳汇+金融”模式，与银行合作推出“碳汇贷”，农户可凭竹林碳汇预期收益申请贷款，用于扩大经营。

2.4主体联动路径。庆元县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村民参与”的联动机制：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资源协调，例如规划产业园区、搭建电商平台；企业发挥资金与技术优势，带动产业链升级；村民通过合作社参与决策与经营，例如甜桔柚种植合作社实行“一户一票”，共同决定种植规模与销售价格，确保收益公平分配。此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与高校合作建立“乡村振兴工作站”，开展技术指导与品牌策划；动员乡贤返乡投资，2023年乡贤回归项目15个，带动投资2.3亿元，为共同富裕注入多元动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以山东省泗水县为例

中共泗水县委党校高强

（2026年3月19日）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作为鲁南山区农业县、革命老区县与生态涵养区，山东省泗水县以甘薯全产业链、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合伙人、共富工坊为关键抓手，系统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着力构建全民共建共富共享的发展新格局。

一、泗水县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

全链赋能“土特产”，筑牢共富物质根基。产业是共同富裕的核心支撑。泗水县把甘薯产业作为“一县一业”重点打造，构建种苗繁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销、文旅体验全产业链体系，“泗水地瓜”品牌价值突破60亿元，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坚持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完善订单收购、保底分红、二次返利等联农带农机制。同步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推动农产品优质优价、出村进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

创新“合伙人”机制，激活共富人才动能。针对乡村人才短缺短板，泗水县创新推行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面向社会招募企业家、技术人才、返乡青年、文创匠人等群体，搭建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利益共享的发展平台。通过项目合作、收益分红、创业扶持等方式，吸引人才返乡、资金回流、项目落地，盘活闲置农房、土地等沉睡资源。同步实施“泗郎回乡”工程，依托高校专家工作站提供技术与规划支撑，构建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体系，以人才活力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片区联动抱团发展，提升共富整体效能。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泗水县打破村域行政边界，统筹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实行统一规划、资源整合、要素集中、连片推进。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发展错位互补，破解村自为战、资源分散、同质竞争等问题。以龙湾湖等片区为标杆，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民宿研学、休闲体验、文创康养等新业态，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以片区一体化带动区域共同富裕。

 

建强“共富工坊”，拓宽普惠增收渠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泗水县以党建引领建设共富工坊，聚焦留守妇女、老年人、脱贫人口等群体，布局食品加工、手工制作、文创非遗等劳动密集型项目，推行“党支部+企业+工坊+农户”运营模式，实现灵活就业、就近增收。配套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型，把就业岗位设在村头、增收机会送到家门口，兼顾务农、务工与顾家需求，夯实共同富裕的民生底座。

二、泗水县推动共同富裕的经验启示

坚持禀赋导向，走特色化产业共富之路。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摒弃同质化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做强“土特产”，以全产业链、品牌化、高附加值为方向，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坚持改革破题，以机制创新激活要素动能。要素外流是县域发展的核心制约，必须以制度创新破解瓶颈。通过市场化机制、利益联结机制、要素集聚机制，盘活土地、人才、资金、闲置资产等资源，实现要素下沉、活力迸发、效益倍增。

坚持人民至上，构建普惠性共富实现路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富裕，必须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增收、就业、养老、教育等问题，推动就近就业、技能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共同富裕成果可感可及、人人享有，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坚持党建统领，强化共富组织保障。党的领导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必须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体系，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项目一线、治理单元，以组织振兴统领乡村全面振兴，确保共同富裕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

 

向海图强畅水兴豫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与路径思考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6年3月7日）

 

水运通、产业兴、经济活。内河航运是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支撑，能够大幅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促进企业降本增效，优化沿线生产力布局，加速产业集聚。例如，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三大枢纽船闸主体工程于2025年年底全面完工，2026年将建成通航，有力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能级。河南是全国唯一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省份，水运资源丰富。加快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畅通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进一步发挥水运成本低、运能大、占地少、污染小的优势特点，不仅是河南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进一步夯实发展根基、畅通经济循环、激发发展动能的重大举措，有助于增强河南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循环放大效应和战略链接功能。

一时代呼唤：内河航运的战略价值

交通运输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贯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动脉，更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保障要素高效自由流动的坚实底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作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部署。河南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现代水网体系、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纵观河南当前交通格局，铁路密网如织、公路纵横驰骋、航空—通联四海，内河航运发展却明显滞后，航道贯通性不足、港口枢纽能级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等多重短板交织，制约着综合交通体系整体效能的充分释放。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是河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必须答好的战略课题。

近年来，党中央密集部署、高位推动，全力绘就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路线图。2022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这一部署将内河航运提升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高度。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这一重要论述为内陆水运发展与区域联动指明了方向。同年6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专项意见，着手构建内外联通、协调融合的水运设施网络。在此基础

 

上，2025年7月，交通运输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致力于加快构建畅通高效、绿色智慧、安全韧性、保障有力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标志着内河航运发展正式进入多部门协同、全要素集聚的攻坚阶段。

当前，一幅“通江达海、链动全域”的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正徐徐展开。各省竞相落子布局，补强水运短板，一场水运竞速赛已然开启。在西南，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三大枢纽船闸主体工程于2025年年底全面完工，2026年将建成通航，有力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能级，引领沿线地区深度融入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在两湖，湖北计划投资2000亿元升级汉江航运体系，谋划52个重点项目，推进高等级航道整治、枢纽船闸扩建、疏港铁路公路衔接、智慧绿色航运等工程，着力打通汉湘桂南北水运大通道关键节点，推动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联动，构建“东出长江、南下北部湾”的双出海格局，强化武汉作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核心枢纽地位。在长三角，安徽以长江为主轴、江淮运河和淮河为廊带，深度参与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打造“芜马江海联运枢纽+合肥江淮联运中心”的合芜马港口三角核心极，联动安庆、铜陵、淮南、蚌埠等枢纽港口，形成“串点成线、运营成网”一体化港口群，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日益凸显。

河南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坐拥淮河、沙颍河、唐白河等通航水系，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具备打造内陆水运枢纽的天然基础。然而，与中部其他内陆省份相似，近年来河南的交通建设更多聚焦于陆路与空中通道，内河航运发展相对缓慢，丰富的水系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的水运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格局下，内河航运既是河南交通基础设施的短板，又是激活后发动能的潜力所在。

通道通，效益增。水运兴，经济活。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对产业布局影响大、程度深。下好水运这盘大棋，有利于让地理坐标真正转化为价值坐标。对于肩负连通南北、贯通东西、辐射内外枢纽使命的河南而言，补齐水运短板、加快发展内河航运，绝非单纯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而是河南立足自身定位、服务国家大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抉择，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大支撑意义。

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时代主流。河南地处中

 

原，是连接几大战略区域的关键节点。发力内河航运，正是打通区域联通壁垒、破除市场分割，充分发挥河南循环枢纽作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河南担当的关键之举。随着沙颍河、淮河、唐白河等航道提等升级，河南将实现与长江水系的高效联通，东出长江、南下北部湾，凭借水运通道串联起多块国家战略版图。自此，中原腹地既可东向衔接长江经济带、直达长三角，又能南向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北部湾，将中原物流网络深度嵌入全国沿海开放体系，真正形成南北贯通、东西互济、多向延伸、通江达海、联内接外的综合交通与物流大格局，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优化配置，为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载体。

作为物流通道枢纽的河南，向北可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辐射，向南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北部湾城市群，向西可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东可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此为纽带，河南不仅实现了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动、资源互补、要素流动，更能辐射带动华北、西北等资源能源富集区，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乘风起航，河南逐步驶向链接全球的开放前沿。随着河南内河航运体系与沿海港口高效贯通，及公、铁、空、管多式联运协同衔接，沿海的口岸经济与现代海洋经济功能向内陆延伸至河南，使河南由内陆经济转变为内陆经济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开放前沿。向内集聚，来自全球的进口矿石、粮食等大宗物资，经沿海港口转运后通过内河航道直达河南，在周口、漯河、信阳等港口城市完成加工转化与就地配置，带动临港产业加速聚集。向外辐射，晋、陕、内蒙古等资源富集区的煤炭、化工产品，依托铁路集疏、内河中转、沿海出海的多式联运网络，在河南港口实现高效集结与换装，经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进入国际市场，形成资源输出与价值增值的畅通通道。通过内河航道延伸与多式联运链接，河南正主动织起一张以自身为枢纽、向内辐射中西部腹地、向外链接全球资源的流通网络，助力国家构建以我为主、内外兼通的供应链新格局。

特别在当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降低物流成本成为实体经济的普遍呼声。“双碳”目标深人推进，绿色发展从可选项升级为必修课，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刻不容缓。多重压力之下，内河航运成为破题所在。

从投资拉动看，内河航运是扩内需、促发展的有效抓手。内河航运项目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短期能够拉动港口施工、装备制造、建材供应等上下

 

游产业，催生水运服务、物流配送、临港加工等新兴业态，释放大量就业岗位，惠民生、稳增长；中期能够催生水运服务、物流配送、临港加工等新兴业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增后劲、添动能；长期则依托通江达海的航道网络和日益完善的港口枢纽，吸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地区的纺织服装、家居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零部件等产业梯度转移，临港产业集群持续壮大，新兴产业在要素集聚中加速成长，形成港口、产业、城市、园区互为依托、互融共生的发展格局。

从降本增效看，内河航运是助企业、强实体的务实之举。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物流成本压力尤为突出。内河航运运能大、成本低，成本约为铁路的1/2、公路的1/5、航空的1/20，恰好切中企业降本诉求。加快发展内河航运，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水”“铁转水”，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和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为实体经济发展减负松绑，让物流成本的减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加法。

从绿色转型看，内河航运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优选路径。内河航运是公认的绿色低碳运输方式，单位货物周转量能耗约为公路的1/7，碳排放约为公路的1/10。在“双碳”目标下，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向水运转移，不仅能降低物流成本，更能同步实现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河南通过发展内河航运，将有效构建绿色低碳、高效便捷的现代化运输体系，既为区域经济注入可持续动能，又助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协同。

二回望来路：中原水运的兴衰与重振

（一）从历史辉煌走向复兴之路

回望历史，河南水运曾成网如织，南可通余杭，北可达涿郡，是古代运河网络的重要枢纽。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内河航运也迎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加上黄河改造等因素影响，河南内河航运发展逐渐萧条。直至2000年，河南开始重新推动内河航运发展，尤其在2023年后，河南内河航运“11246”工程全面实施，标志着河南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全速启航。

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托淮河、沙颍河、唐白河等主要河流，省内形成了连接华东、中南地区的水运通道，内河航运发展初具规模。20世纪60年代初期，河南水运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全省内河通航里程达到6103公里，先后建立57个航道养护点。这些航道承担了大量货物运输任务，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了积极作用。

1970年后，由于水利工程大规模铺开以及陆路运输条件改善，再加上部分内河航道的断流，内河航运的优势日益下降。公路、铁路等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时效性、便捷性与可靠性优势明显，推动货物运输由水路转向陆路，进一步挤压内河航运空间。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内河航运的重视以及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河南明确内河航运发展战略，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加大投资力度，重点推进沙颍河复航等关键工程，船舶向大型化、标准化转型，2010年省际运输船舶运力突破300万载重吨，行业转型升级带动港口设施与运输能力显著提升。2020年年末，河南全省水路累计完成货运量1.5亿吨、货物周转量1101.1亿吨公里。2021年年末，周口港成功入选国家36个主要内河港口，成为河南内河航运第一大港。淮河航道整治提升工程持续推进，信阳港·淮滨中心港于2022年1月实现通航，作为淮河生态经济带重点港口，进一步完善了河南内河航运布局。

随着内河航运“11246”工程启动，2023年河南内河航运进入全面提速、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1246”工程计划用3—5年时间，实现港口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完成项目投资1000亿元、航道通航里程达2000公里以上，打造4条通江达海集疏运通道，建成6个现代化港口，推动航运发展全面提质提速。2023年9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2025年，平顶山港开港，沙颍河实现全面通航；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一期）正式投用，成为河南首个百万标箱级专用集装箱码头。

（二）筑基蓄能释放发展动能

2025年，河南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全面起势，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速，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绿色智慧转型初显成效，行业管理能力逐步提升，内河航运发展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完成港口吞吐量7162万吨、同比增长17.7%，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1.4万标箱、同比增长4.9%“，11246”工程完成年度投资约170亿元，全省航道里程1825公里，生产性码头泊位241个、设计吞吐能力9244万吨。

制度保障持续发力。一是在立法上为内河航运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如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将《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列入2025年立法计划，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内河航运发展。二是在管理细则上为内河航运提供制度支撑。一系列内河

 

航运相关文件的出台，为政府、企业等主体推动内河航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如河南省政府出台《河南省内河航运安全生产管理办法》，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试行）》《河南省港口岸线管理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制度办法。

规划体系不断完善。一是在顶层设计上为内河航运把准方向。河南省政府相继批复《河南省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修编（2025—2035年）》，漯河港、信阳港总体规划和《河南省临港产业发展规划》，为内河航运整体发展、相关地区港口发展以及临港产业谋划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二是在实践落地中为内河航运找准定位。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水运发展全面建设年”实施方案》，完成了《周口港总体规划》环评二次公示，指导平顶山、南阳、商丘加快港口总体规划编制。

管理服务高效提升。一是在基础设施管护上为内河航运提供技术监督。随着《关于开展河南省2024年度航道养护技术核查工作的通知》发布，河南完成了对淮河、沙颍河航道以及丹江、小浪底等库区航道开展的养护技术核查工作，航道养护技术核查逐步规范。二是在水运工程建设管理上规范内河航运市场行为。随着《关于开展2024年河南省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发布，河南完成了全省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初评工作、全省重点水运建设项目质量抽样检测工作等。

船舶服务机制创新。一是在检验机制上实现互认。河南持续落实全国船舶检验通检互认创新机制，开展省内集中营运检验，在马鞍山、宜昌设立两个船检工作站，持续推进“检验证书超期和异常”船舶信息整治。二是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形成梯队。积极开展2025年全省港航海事业务培训，争取到全国船舶检验人员适任资格考试在郑州设置考点。

安全监管保持稳定。一是在水路交通安全管理上保障内河航运通畅。河南加快开展通航水域认定工作，全省公布通航水域114处，《关于做好通航水域恶劣天气等条件下船舶禁限航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发布，强化了恶劣水文气象条件下对船舶禁限航管理。积极推进载运危险货物船舶检验专项检查，开展客船改建情况摸排。有序推进老旧营运船舶拆解工作，目前已完成拆解老旧营运船舶450艘。此外，常态化巡查确保了连续11年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责任事故。二是在船员培训管理中加强内河航运人才梯队建设。出台《船员考试质量提升年实施方案》等文件提升船员培训质量，全年累计开展船员培训80余次，

 

开展船员考试40多期，推动船员证书电子证照全覆盖。三是在风险隐患排查中降低内河航运事故风险。依照《全省内河水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系统排查隐患，全省10人以上营运客渡船智能监控安装覆盖率100%。

航运建设提质增效。一是航道提级建设稳步推进。河南内河航道建设正在经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的转变。截至2024年年底，河南内河航道通航里程约1825公里，其中沙颍河、淮河通江达海航道里程399公里，形成2条连通长三角地区的出海水运航道。根据《河南省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修编（2025—2035年）》要求，未来河南将规划形成“两纵两横两干六支+其他航道”总体布局，总里程3700公里，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1532公里，四级及以下航道2168公里（包含旅游航道773公里）。二是枢纽港能级跃升。当前，河南内河港口建设已经形成了以周口港为龙头、多港协同发展的格局。截至2025年年底，河南已建成7个港口，其中4个以货运为主（周口港、信阳港、漯河港、平顶山港），3个以客运为主（洛阳港、南阳港、许昌港）。全省共有码头泊位228个，年设计通过能力7524万吨。总体而言，河南内河航运正在从传统的大宗散货运输向集装箱运输、多式联运转型。三是旅游航线潜力巨大。“十四五”时期，河南推动创建了焦作峰林峡、洛阳小浪底两条“国内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试点”，其中焦作峰林峡精品航线被交通运输部列入2024年全国36个典型案例。

港口发展向新向绿。一是港口作业设备迈向现代化、智能化。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配备了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包括一批自动化岸桥、自动化轨道吊、无人集卡等，这些设备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港口作业效率。其他港口也在逐步更新和升级作业设备。二是绿色环保设施更新加快。河南正在加强生态友好型港口建设，有序实施码头岸电设施改造，对新建、改扩建码头岸电设施实行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岸电设施普及率达到100%。三是临港产业蓄势待发。如周口临港开发区已形成现代临港物流、食品加工、生物化工（医药）、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引进了安钢、益海嘉里、瑞茂通、娃哈哈、五得利、中农集团、中储粮等知名企业，多个临港产业项目已经落地。

三他山之石：兄弟省份的探索与启示

（一）广西：以运河经济带重塑发展格局

广西虽为沿海省份，内河航道通达，但出海通道单一，目前内河航运需经梧州绕道广东珠江口出海。以国家批复的平陆运河建设为契机，广西将这一世纪工程从单一航道建设上升为重塑全省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并同步推进运河

 

经济带统筹布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Ⅰ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后将打通西江干流与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使西江中上游地区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

围绕这一战略支点，广西在推进运河建设的同时，着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构建“江海联动、干支一体”的水运格局。以平陆运河为“一纵”、西江航运干线为“一横”，将原本分散的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沿海串联成网，实现江海联动、干支衔接、江海直达。二是有序布局江海联运枢纽节点。在运河沿线布局南宁港平塘港区、北部湾港钦州港域金谷港区勒沟作业区等江海联运枢纽，规划建设5000吨级泊位群，同步推进港口与后方产业园区一体化设计和建设。三是培育临港产业集群。围绕运河沿线划定产业承载空间，集中布局沿运河产业园区，明确重点发展船舶修造、重型装备、绿色建材等适水产业，推动形成“前港后厂”的产业组织模式。四是谋划江海直达船型配套。同步启动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研发建造，确保运河通航后船舶运力与航道等级、港口泊位能力相匹配，实现通道效能最大化。

运河经济带的战略牵引力正在转化为发展增量。“十四五”时期，广西完成水运固定资产投资1256.87亿元，是“十三五”时期的4.97倍；内河高等级航道里程跃居全国第五，3000吨级航道实现“零”的突破；2024年内河货运量达3.94亿吨，较“十三五”时期末增长49%；沿运河规划产业园区已吸引一批适水产业项目落地，运河经济带正加速成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二）湖南：以“一盘棋”思维整合港航体系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水汇聚洞庭湖后通江达海，全域内河航道里程达11968公里，居全国第三、中西部首位。与我省类似，湖南省内港口资源长期面临“小散乱”问题，同质化竞争严重。湖南以“一省一港一主体”模式高位推进全省港航资源整合，变“散”为“聚”，致力于构建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水运体系。

湖南在推进港航资源整合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是高位推动顶层设计。2023年，湖南省政府印发《湖南省港航整合和发展方案》等“三方案一政策”，组建湖南省港航水利集团，并下设城陵矶港口集团作为统一运营平台。二是资源跨区域深度整合。按照“先易后难、先国有后民营、先公用后专用”原则，仅用半年时间整合长江、湘江及洞庭湖区码头28个，千吨级以上泊位79个，占湖南公共码头总泊位数的38%以上。三是统一品牌与运营。所有整合后的1000吨

 

级以上国有公用码头统一纳入城陵矶港口集团，统一使用“城陵矶港”品牌，实行统一价格、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调度，推动各区域港口错位发展、协同共进。四是推进船闸联合调度。建成湘江梯级船闸联合调度中心，实现湘江干流船闸集中管控、远程集控、联合调度。依托“统一报到、统一调度、统一信息发布、统一运营管理”模式，船舶待闸与过闸效率大幅提升。五是贯通港航全产业链。整合省属国有港航设计、施工企业，打通港航上下游业务，增强集团盈利能力，为码头新建、改建、扩建提供持续资金支持。

资源整合释放出经济协同效应。2025年，城陵矶港口集团实现货物吞吐量9006万吨，同比增长17.26%，营业收入18.3亿元，同比增长93.62%；湖南共完成水运投资92.39亿元，同比增长6.31%，创历史新高，湘江永衡航道、浯溪二线船闸等重点项目有序落地，高等级航道网布局逐渐完善，整合赋能作用持续凸显。

（三）安徽：以产业定制服务开辟“皖车出海”新路径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长江、淮河横贯东西，江淮运河纵贯南北，形成“工”字形水运格局。作为引江济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运河将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生态改善和航运功能统筹一体，是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典范，为沿线产业集聚奠定了坚实基础。安徽依托江淮运河，创新联动港口、航运和车企，将水运优势精准对接汽车出海需求，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安徽在推动内河航运与主导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探索出一套成熟模式。一是引导产业沿河集聚。合肥派河港精准匹配新能源汽车运输需求，服务半径10公里内集聚了比亚迪、江淮、大众安徽等多家车企，能够实现“出厂即登船”。二是打通产业定制化出海通道。依托江淮运河构建的水运网络，创新推出汽车滚装运输专线，研发330车位内河商品车滚装船，可实现“本地上船、一船到底”。三是构建“内河滚装+远洋运输”的自主可控物流体系。联合车企组建航瑞国际滚装运输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打造3艘7000车位LNG双燃料远洋滚装船，开通地中海、西北欧、南美等国际航线，远洋滚装航线已辐射全球30余个国家、近60个枢纽港口。四是持续提升通关效率。芜湖等沿江五市口岸、合肥港与上海港实现“联动接卸、视同一港”海关监管模式，节约通关时间1—2天，单箱运输成本较公路降低约1500元。

产业与航运的深度融合开辟“皖车出海”的可行路径。2025年以来，安徽港航集团远洋滚装累计发运整车逾16.5万辆，依托江海联运体系和自有远洋船

 

队，为车企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30%。如今，安徽车企近九成的出口港航服务由本土港口物流体系保障，汽车从国内出发到地中海不超过25天，抵达西北欧不超过30天。

（四）江西：以“112工程”为多梯级航道提速赋能

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赣江、信江、抚河、饶河、修河五河汇聚鄱阳湖后通江达海，形成典型的向心状水系格局。赣江与信江属于多梯级开发航道，赣江沿线建有7个梯级枢纽、信江沿线建有3个梯级枢纽，船舶待闸时间长、过闸效率低，是制约水运发展的突出问题。为使多梯级航道“通而快”，江西以“112工程”为抓手推进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建设，数字赋能内河航运。

江西在推进智慧航道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一是构建“112工程”整体架构，即1张智慧船闸感知网、1个数据中心，以及船闸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2个平台，实现对全省高等级航道的多层级协同管理。二是以信江为试点，建成信江智慧船闸集控调度中心，通过部署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实现对界牌、虎山嘴、双港三地船闸运行状态的全面感知和远程集控，通过“统一管理、统一运维”模式，推动船闸管理向“少人值守、无人值守”转型。三是开发“赣航通”APP，与联合调度系统无缝对接，实现船舶档案注册、过闸申报、到闸确认等流程全程线上办理和流程优化，船员无需上岸即可完成“一键申报、统一调度、快速过闸”，大幅减少船舶等待时间。四是建成高等级航道电子航道图，实现全省高等级航道电子航道图全覆盖，并成功接入“长江e+”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干支联动。

智慧赋能让多梯级航道跑出加速度。信江智慧船闸系统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过闸效率提升20%，船舶平均待闸时间减少40%，船员通过手机即可完成过闸申报，被形象地称为“水上ETC”式过闸服务。同时，也为我国和全省智慧船闸标准化建设提供了示范样板，归纳提炼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船闸管养新模式。

（五）对河南内河航运发展的启示

坚持规划先行、顶层谋划，以全局思维把握航运发展规律。内河航运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航道、港口、船舶、物流、产业等诸多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摒弃“就水运抓水运”的思维局限，将航运发展置于区域经济版图和国家战略全局中考量。要充分发挥水运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把握其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的内在规律，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

 

需要与可能的关系。以全局思维谋篇布局，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统一，找准战略支点，聚焦重点工程，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

坚持系统整合、开放合作，以聚合思维凝聚航运复兴动力。内河航运的复兴离不开资源的整合、力量的协同、开放的格局。内河航运涉及跨区域协调、多式联运衔接、资源要素整合，要变单打独斗为攥指成拳，推动港口资源一体化运营；变各自为政为协同联动，打通跨省通航瓶颈；变自我循环为开放融通，深度融入国家物流大通道。要破除壁垒、促进融合，推动各领域、各环节协同发力，将单一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力。

坚持产业联动、优化布局，以共生思维实现航产互促共进。内河航运与产业发展互为支撑、互为因果，呈现深度共生的内在联系。水运深刻影响产业布局，产业有力促进水运繁荣。要坚持港产城园深度融合，把握好水运与产业的辩证统一，找准水运优势与主导产业需求的结合点，推动水运发展与产业布局精准对接。

坚持智慧赋能、提质增效，以创新思维推动航运跨越式发展。创新是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既要夯实航道提质的硬件基础，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推动航运发展从硬件驱动向智慧赋能转变。要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强化数字赋能、技术赋能，加快智慧航道、智慧船闸、智慧服务建设，实现畅通与高效的有机统一。

坚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以实践思维探索特色路径。内河航运发展没有固定模式，关键在于立足自身禀赋、找准发展定位，广西的格局重塑、湖南的资源整合、安徽的产业联动、江西的智慧赋能，都是立足自身特色破解自身难题的典型实践。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战略引领、系统整合、创新赋能、产业联动上精准发力，探索出具有河南特色的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路径。

四聚能图强：谱写中原出海新篇章

当前，河南内河航运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任务，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航道升级、港口提质、产业集聚、服务增效、保障强化”等重点任务，着力构建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推动“港产城园”深度融合，为我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一）以航道网络贯通为基，筑牢通江达海硬支撑

 

航道是内河航运的基础，必须加快推进航道建设，构建“干支相连、通江达海”的现代化航道网络。一是加快推动高等级航道提等达标。加快推进淮河淮滨至三河尖航道提升工程，早日实现河南高等级航道“零”的突破。重点推进沙颍河、淮河等重要航道提等升级，扩大千吨级船舶通航范围，延伸主干线大通道至内陆腹地。以高等级航道为重点，力争在“十五五”时期实现若干高等级航道提等达标，基本形成安全畅通、绿色经济、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内河航道网络。二是打通干支衔接“最后一公里”。重点推进建设沙颍河、淮河等骨干航道，升级改造沱浍河等航道，积极推进潢河、史灌河等支线航道建设，有序推动惠济河、汾泉河、北汝河、新蔡河等支线航道与骨干航道联通，解决支流航道与骨干航道“最后一公里”瓶颈问题，实现支流航道与骨干航道的顺畅衔接，打造干支联动的内河航运体系。三是加强航道养护管理。进一步加大养护力量投入，科学制定年度养护计划，落实日常养护各项工作，定期组织开展淮河、沙颍河等骨干航道养护技术核查，建立健全航道养护长效机制，确保航道运行畅通。积极开展丹江、小浪底等重点库湖区航道养护，强化水上旅游客运通航保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航道养护，加强水运工程建设管理，开展相关抽样检测工作，切实提高航道养护效率和质量。加强航道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完善航道应急处置预案，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以港口扩容提质为要，打造辐射全域强门户

港口枢纽是内河航运的重要节点，必须优化我省港口布局，提升港口功能，完善集疏运体系，打造集约化、专业化、智能化的现代化港口群。一是构建协同高效的港口群。按照“1+4+6”港口布局体系，围绕沙颍河、淮河两大骨干航道，推动形成以周口港为主枢纽，“漯河港—平顶山港—许昌港”和郑州港分别作为“两翼”的沙颍河流域“一核两翼”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信阳、南阳、商丘等港口群建设，推进港口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形成高效协同的分层次港口布局。二是全面提升港口服务功能。坚持项目建设引领，围绕港口扩容提质、提高运营效率等任务要求，加快推进周口港、信阳港、漯河港、平顶山港等项目建设，完善现代化设施设备，不断提升港口服务功能和效率。进一步增强周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加强港口专业化泊位建设，提升港口专业化运输能力。完善港口仓储、配送、加工等增值服务功能，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物流枢纽”转型。提升通道平台协同运作水平，完善口岸功能，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三是完善集疏运体系。加快推进港口集疏运通道建设，强

 

化港口与铁路等运输方式衔接，完善疏港铁路和疏港高等级公路等集疏运体系，构建“铁路+公路+水路”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加快推进信阳港淮滨港区、周口中心港等专用铁路连接线建设，实现重要港口与国家铁路干线、高速公路的无缝衔接。优化重要疏港公路网络，提升疏港公路等级和通行能力，减少港口拥堵。

（三）以多式联运衔接为脉，畅通内外循环大动脉

多式联运是提升内河航运效能的关键，必须加强不同运输方式的衔接配合，创新联运模式，完善联运机制，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一是强化内河多式联运枢纽建设。以周口港、信阳港淮滨港区等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为抓手，加快建设“水铁公”多式联运枢纽，推动港口、铁路货运站、公路物流园区等枢纽节点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形成水港、陆港、空港衔接融合的多式联运大格局。统筹不同运输方式衔接，深化规则、标准等统一衔接，健全运输技术标准，建立多式联运枢纽协同运营机制，提高货物中转效率。二是持续推进“一单制”“一箱制”联运模式。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推广应用标准化多式联运电子运单，依托区块链技术试点推广“一单制”，探索形成“一单制”创新应用典型案例，不断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结算、全程负责”。推广集装箱“一箱制”运输，提高集装箱共享利用率，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货物运输效率。三是全面提升港航运营水平。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以周口港、信阳港淮滨港区为支点，加强与外省港航集团合作，打造精品集装箱线路，提高通江达海能力。聚焦“航线拓展、多式联运”，积极推进港航运营水平提升。实施“一港一策”精准营销，加密优化“水上货运公交”等现有航线，稳定开行至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海运直通航线，积极拓展外贸东南亚航线。四是培育专业化联运主体。鼓励企业开展跨区域、跨行业合作，鼓励港口经营人和船公司通过互相参股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多式联运龙头企业。支持大型航运企业、铁路企业、公路物流企业等组建多式联运经营主体，组建若干集水路运输、公路运输、仓储物流、临港贸易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物流公司，提升多式联运组织能力。

（四）以临港产业发展为核，激活“港产城园”新引擎

把水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关键是能否带来相关产业落地、实现“港产城园”融合发展。各地应进一步提高认识，用好港口与水运优势。应放眼全国乃至全球思考产业定位，以港口为龙头、园区为载体、城市为核心，切实把水

 

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一是加快布局建设临港产业园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沙颍河“通港达园”工程建设，努力把水运网变成物流网，串起产业链、联通大市场。依托周口港、信阳港、南阳港等重点港口，规划建设临港产业园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加强临港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港口与后方物流园区、产业园区的连接通道建设，提高货物集疏运效率，完善供水、供电、供气等配套设施，吸引产业项目入驻。二是推动产业与港口联动发展。围绕通江达海和产业发展需要，积极争取设立保税物流中心（B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及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带”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引导临港产业企业与港口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产业发展与港口运营的良性互动。围绕港口产业园区运营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入调查了解有大宗货物需求的企业的货物流向，吸引临港偏好型产业和物流企业入驻临港产业园区，提高临港产业园区集货能力。大力发展高品质旅游客运，培育水上旅游特色精品航线，提高城市水上观光客运品质，积极发展生态休闲旅游客运。三是完善港口城市配套服务。加强临港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推动港口配套设施向城市延伸，实现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互补。围绕临港产业园区和港口枢纽，完善城市交通、教育、医疗、住房等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港口城市发展软环境建设，提高港口综合服务水平，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建立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机制，优化港口城市营商环境。

（五）以规划治理协同为纲，健全统筹高效新机制

加强统筹谋划是推动河南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规划引领、治理协同贯穿航运发展全过程，健全现代航运治理体系。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把内河航运发展摆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河南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充分发挥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的牵头抓总作用，统筹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建设，定期研究解决跨地区、跨部门突出问题，不断健全省级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二是完善规划体系。坚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以科学规划引领我省内河航运有序推进、高效发展，坚决避免重复建设、无序开发和恶性竞争。高标准编制内河航运“十五五”规划，积极推动重点项目纳入国家规划。以国家层面相关规划要求为统领，加强全省港航资源整合，优化全省港口布局，实现全省航道和港口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运营管理。紧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加强与水利、产业、环保

 

等相关规划有效衔接，统筹航道线位、港口岸线、建设用地、生态保护红线，实现空间布局一张图、项目落地一盘棋。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建立规划实施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三是强化部门地区协同。强化省内区域协同，按照省级层面统一部署，统筹推进航道建设和船闸调度等，实现沿线地市规划对接、项目同步、标准统一，实现干支联动、上下贯通，避免分段建设、标准不一、衔接不畅。健全部门协同、条块协同，强化交通、发改、自然资源、环境、水利等各部门有效沟通，加强属地与监管部门、建设运营单位间的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跨省流域协作，主动对接安徽、湖北等周边省份，建立跨省内河航运协同发展机制，重点推进航道等级对接、船闸联合调度、船舶标准互认、监管执法联动，共同打通省际水运瓶颈。

（六）以智慧绿色转型为翼，引领低碳高效新航向

智慧绿色是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加快推进智慧航运、绿色航运建设，推动内河航运转型升级。一是推进智慧航运建设。加快信息化等新技术应用，着力构建数字航道与智慧港口。加强港口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广应用自动化装卸设备、无人集卡等智能化装备，积极推进新一代自动化码头、堆场建设改造。加快建设数字航道，加快推进全省骨干航道电子航道图、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开展航道运行监测，提供航道信息服务，推广自助过闸APP应用，提升智慧化运营管理水平。二是推动绿色航运发展。紧扣双碳目标，着力建设低碳零碳工程，加快船舶绿色转型，鼓励使用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LNG动力船舶、电动船舶等环保型船舶，加快推进现有港口码头岸电设施和船舶受电设施建设改造。打造人水和谐的绿色工程，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强化污染防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广泛应用生态友好型技术，加强船舶污染治理，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实现船舶污染物应收尽收、达标处置。加强河道水质监测和治理，开展航道生态保护与修复。

（七）以要素资源保障为底，厚植长远发展硬实力

要素保障是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发展合力。一是强化土地要素保障。优化用地审批流程，提高用地审批效率，在依法合规、节约集约高效的前提下优先保障内河航运用地指标。二是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争取专项债、超长期国债等政策工具，保障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特色

 

金融服务，争取更多信贷支持，降低融资成本。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内河航运人才培养，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引进和培育一批懂业务、善管理的专业人才，不断完善内河航运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四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在税费减免、财政补贴、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法治建设，加快《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立法进程，规范内河航运市场秩序。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内河航运发展的良好氛围。

 

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问题与对策研究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帅燕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在乡村振兴中优势独特。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区域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带来新机遇，但也面临涉农院校布局失衡、专业建设滞后等挑战。深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对促进成渝城乡融合、提升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成渝双城经济圈视域下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背景

政策驱动方面，乡村振兴作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历史任务，为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将区域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区域乡村振兴创造了新机遇[1]。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发挥职教优势，培养乡村振兴

关键人才”等要求，在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被进一步强化，明确要求职业教育“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2]。

2024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发布的政策答复中，再次强调涉农职业教育需“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和技术技能人才”，并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机制。从现实需求看，成渝双城经济圈作为西部重要增长极，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较为突出，乡村产业升级亟需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区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近亿），高职教育资源富集，是我国重要科教聚集区之一。高职教育通过人才培养、技术转化等功能，能有效破解“三农”问题，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因此，聚焦成渝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对推动省域职教协同、助力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支撑。

二、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一）涉农院校空间布局的结构性失衡

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空间布局失衡，涉农院校呈“中心聚集、边缘匮乏”格局，形成了较大的服务盲区。2023年数据显示，区域内75所高职院校中涉农类仅15所（占比20％），且多集中于成都、重庆主城区及周边中心城市，

 

乡村产业密集的县乡覆盖严重不足[3]。同时，城乡教育投入差距显著：县域职校生均经费低、师资弱、实训设备陈旧，导致涉农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乡村需求。空间失衡与资源梯度差的双重制约，严重削弱了高职教育支撑乡村振兴的效能。

（二）涉农专业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脱节

专业建设滞后于乡村产业升级需求。其一，专业设置脱节，新兴领域课程不足：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前沿课程覆盖率低，部分院校（如畜牧兽医专业）仍侧重传统技术，智能化模块缺失。其二，人才培养方案更新缓慢，修订周期长于农业技术迭代速度，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匹配度低；加之实践教学薄弱，难以培养乡村振兴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种脱节严重制约了服务效能。

（三）涉农产教融合的协同效能低下

产教融合面临三重困境：首先，校企合作多停留于协议层面，实质性项目少且资源整合不足；合作以短期培训或实习为主，缺乏长期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机制。

其次，实训基地“重硬件轻运营”，因专业团队和资金缺失，部分基地设备闲置率高，服务功能未充分发挥。此外，涉农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合作多局限于非农领域，深度协同缺失。这种“校企两张皮”现象导致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脱离乡村实际需求。

（四）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缺失

服务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文化振兴依赖“三下乡”等短期活动，缺乏与本土组织深度合作，文化浸润难持续；生态振兴因政策导向不明和服务意识薄弱，环保技术推广与生态治理作用未充分发挥；组织振兴中“校村党支部结对”多流于形式，实质性措施少，未能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此外，评价体系不完善且反馈机制缺失，效果难量化评估，无法形成“诊断－改进－提升”良性循环，整体效能受限。

三、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对策研究

（一）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机制

1.政府主导统筹管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政府需发挥统筹协调核心作用。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与乡村振兴局联合组建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领导小组，明确权责边界，破解政策碎片化问题。建立权责明晰、分工明确的组织管理机构，确保职业院

 

校有序参与[4]。地方政府需强化政策引导，通过财政、土地、技术等扶持措施，整合区域内院校、涉农企业与乡村资源，确保各方有序参与。如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解决产教融合难点，形成“政府搭台、院校唱戏、企业助力”协同格局，防止多头管理导致的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

2.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针对偏远地区职教资金短缺的问题，需创新投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地方政府可出台税收减免、用地优先等政策，鼓励农业企业通过资本或技术参股，与高职院校共建混合所有制职校或乡村产业学院。同时，探索“政府保底＋市场运作”融资模式，支持县域职教中心与龙头企业合作开发涉农项目，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例如，企业以固定资产入股获长期收益，院校以技术服务换资金支持，实现资源互补与可持续发展。

3.强化沟通合作机制

构建“政－校－企－村”四位一体协同平台，促进深度合作。政府牵头搭建信息共享与需求对接平台，推动高职院校与行业协会联合产业调研，匹配乡村技术需求；企业通过订单培养、联合研发参与人才培养，提供实习岗位与技术转化场景；乡村农户作为需求方与受益者，通过反馈机制优化服务。例如，建立轮岗交流制度：院校教师赴企业挂职、企业骨干到院校授课，形成“人才互通、技术互鉴”良性循环，增强合作深度与持续性。

4.完善反馈考评机制

建立科学动态的服务成效评价体系是保障协同治理长效运行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需研制覆盖服务内容、过程与成果的三维评价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监测。对成效显著的院校，给予专项资金奖励、项目优先审批等倾斜；对形式化项目，建立问责机制与整改清单。同时，构建“需求－服务－反馈－改进”闭环管理模型，依托信息平台实时收集农户、企业评价意见，动态调整服务策略。例如，将乡村振兴服务成效纳入高职院校绩效考核，与财政拨款、招生计划挂钩，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激励机制。

（二）优化职业教育空间布局体系

1.实施空间重构策略

成渝两地应坚持共同发展理念，统筹自身布局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目标，在学校布局和资源配置方面深入交流，实现资源互补和协调发展[5]。为破解资源分布不均，需实施“中心辐射＋县域嵌入”空

 

间重构策略。主城区建设涉农职教创新中心，依托其技术、人才与资源优势发挥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职教发展；同时在乡村振兴重点县设立实践基地，引导城市涉农高职院校在县域设分校或校区，推动优质资源向乡村延伸。例如，通过“总部＋基地”模式，结合主城教学资源与县域产业需求，形成“中心研发、县域转化”服务链条，实现教育资源与乡村需求有效对接。

2.构建城乡教育网络

为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需构建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网络。可通过“3＋2”分段培养、对口高考等方式，建立城市高职院校与县域中职学校的深度合作关系，打通“乡镇职业技能培训－县域中职教育－县市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专业研究生”的职业教育上升通道。同时，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教育资源纵向贯通与横向联动，如在县域设立职业教育联盟，整合中高职院校资源，开展联合招生与培养，为乡村学生提供更多升学就业机会，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与资源共享。

（三）深化专业建设供给侧改革

1.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高职院校需建立专业设置动态响应机制，通过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对接乡村产业需求。可组建校企合作委员会，联合行业企业开展产业调研，分析农业技术与市场趋势。基于调研，优先培育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生态旅游等新兴专业群，淘汰与乡村产业脱节的传统专业。如针对智慧农业增设农业物联网、数字农场管理等课程模块，推动专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同时建立专业退出与新增评估机制，确保专业设置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提升人才培养的产业适配性。

2.建设高水平涉农专业群

为服务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建设目标，提升涉农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与吸引力，需着力打造涉农高职院校品牌，重点建设高水平涉农专业群与示范课程。以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等为代表的农业类高职院校，应紧密对接区域乡村特色产业需求及职业岗位标准，联合行业企业共建专业课程体系，协同探索“校园、田园、产业园”融合共育的“三园育人”专业群发展新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与强强联合，打造涉农高职教育标杆。

（四）创新产教融合服务模式

1.打造“政产学研用”平台

为解决涉农产教融合不足的问题，需整合多方资源，打造“政产学研用”

 

“五位一体”协同平台。政府提供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搭建资源整合框架；院校依托学科优势，负责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企业则提供资金支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科研院所聚焦前沿技术攻关，形成创新策源地，为产教融合提供技术支撑；农户（合作社）负责将成果应用到实际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并不断反馈优化，由此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组建农技推广服务团队

涉农高职可组建由院校教师、企业技术骨干和乡村能人构成的复合型农技推广服务团队。院校教师带领学生深入乡村一线了解需求，通过“田间学堂”等形式开展技术指导与培训；企业技术骨干提供平台并负责技术成果转化、设备运维及一线生产应用；乡村能人作为“示范户”带动实践并反馈问题。同时，利用线上平台提供实时咨询，实现线下实操与线上答疑的双向互动，由此形成突破时空限制的“专家驻点服务＋企业技术转化＋农户实践反馈”的闭环技术服务链，还能形成助农与育人的双赢模式。

（五）完善乡村振兴服务保障体系

1.建立三维评价指标

建立服务内容、实施过程与成果产出的三维评价指标，系统评估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服务内容维度聚焦专业匹配度与项目覆盖面；实施过程维度关注资源整合情况与协作机制运行成效；成果产出维度则衡量技术转化效率与乡村受益程度。比如，可引入第三方量技术转化效率与乡村受益程度。比如，可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结合农户满意度调查与企业反馈，形成动态监测报告，为服务策略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建立“红黄牌”动态调整机制，对成效显著的院校给予政策倾斜，对流于形式的项目进行整改问责，确保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2.分类培养乡村人才

针对乡村多元人才需求，实施差异化培养策略。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开发智慧农业技术、电商运营等实践课程；针对返乡创业青年，开设乡村旅游开发、农产品品牌策划等模块化培训；联合县域职教中心，为初高中毕业生设计“技能＋创业”双轨培养路径。同时，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线上教学＋线下指导”双轨模式，打破时空限制。例如，通过虚拟仿真系统模拟农业生产场景，结合专家进村入户指导，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深度融合，提升人才培养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