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选人用人专项整治党性分析汇报材料

一、思想认识与政治站位方面

（一）理论学习深度不足，政治站位有待提升。作为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干部，我始终将选人用人工作视为关乎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通过系统研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我深刻认识到人事工作不仅是程序性事务，更是塑造政治生态的关键抓手。然而，在具体工作中，我对新时代组织路线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未能将“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转化为精准识别干部的政治能力。在经济部门干部考察时，我曾过度关注招商引资业绩而淡化政治立场分析，导致个别擅长业务但政治敏锐性不足的干部被纳入考察范围。这种重显绩、轻潜绩的倾向，显露出我对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的认识不够深刻，未能建立科学的政治素质评价体系。

（二）政治标准落实不到位，选人用人导向存在偏差。对照党章关于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根本要求，我深入检视了自身在德才把握上的偏差。虽然在干部推荐中能守住廉洁底线，但在处理德与才的辩证关系时，存在明显的业务能力优先倾向。特别是在财政、审计等专业性强的工作领域，我常以业务需要为由降低政治考察标准，对干部社交圈、生活圈的政治表现缺乏有效考察手段。在直属单位领导班子调整时，我因过分看重*同志的项目运作经验，忽视了其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的苗头性问题。这种倾向的本质是政绩观错位，没有真正把政治能力作为干部选拔的第一能力，反映出我对“四个意识”的理解还未完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程序执行存在形式化，规矩意识有待加强。通过剖析中央通报的带病提拔典型案例，我清醒看到程序空转背后的责任缺失问题。反观自身工作，在动议环节存在以领导意向代替集体研究的现象。*科室负责人调整中，因时间紧迫，我未充分征求基层干部和相关科室的意见，导致部分干部对调整结果存在异议。在考察环节，我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的传统模式，对干部家访、社区走访等延伸考察手段运用不足，致使个别干部的隐性问题未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民主集中制执行不严格，凡提四必要求落实打折扣，显露出我在原则问题上还存在好人主义思想。